唐乐昌笑吟吟地说：“见你一面真不容易，真高兴你给我打电话。”

他久久握着我的手，端详我的气色，然后放轻了语气问：“映映，你好吗？现在，还需不需要——”

我摇摇头：“好了……”

四年前唐乐昌将我送至威尼斯后，随后返回美国读书，我妈妈过世我离开意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失去了联络。

直到西蒙尼告诉我上次那位送我过来的男孩子寻到了威尼斯他的家中。

我还是给他打了电话。

唐乐昌接到电话即刻说要来看望我，被我强烈否决，但他坚持要来。

我那时因为服用药物，整张脸都是浮肿的，我不愿见他，对他从起初的沉默无言到后来崩溃至大吼大叫，他只是见过一次我发作的样子，至今心有余悸。

唐乐昌那时在乔治敦读外交学院，课业也非常的忙，但他坚持写邮件给我，我们间或也会见面，大约每年一次。

最后一次见他时，我已经通过了教授的心理评测，决定搬到博登湖畔。

他仍时不时地给我打电话。

经过这些年的变故，我们之间年少时那年的儿女情长小情思已仿若隔世，他始终维护关爱我如同亲人。

他见过我最凄惨丑陋狼狈不堪的样子，我从此之后反而能够对他自如坦诚。

我对他微笑：“没事了。”

他深深地拥抱我，语气有丝哽咽：“你坚强得令我骄傲。”

我声音是诚挚的：“唐乐昌，谢谢你。”

唐乐昌毕业之后在比利时大使馆工作，他此行有车过来接，我们上了车，往城里开去时，高速公路上正在交通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