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按照预定计划，没有理会那些拉客的司机，而是步行前往提前联系好的、位于市区边缘的敦煌市政府第二招待所。

这是一栋三层高的红砖楼，墙面有些剥落，绿色的木制窗户大多敞开着，晾晒着衣物。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传达室坐着个戴着老花镜看报纸的大爷。

办理入住的过程带着浓厚的时代特色。介绍信、工作证被反复查验，在一个大本子上用钢笔仔细登记，然后才换来两把沉甸甸的、带着编号的铜钥匙。

房间在二楼，走廊里光线昏暗，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旧地毯混合的气味。

房间很简单，两张铺着白色床单的硬板床，一个掉了漆的木头写字台，两把椅子，以及一个印着大红喜字的铁皮暖水瓶。

唯一的电器是悬在房间中央的那个蒙着灰尘的吊扇和床头柜上的旋钮式台灯。卫生间是公用的，在走廊尽头。

放下行李，微尘师叔推开窗户，一股热浪裹挟着远处街市的嘈杂涌了进来。他深深吸了口气，眉头微动：“气息很杂……香火气，商业气，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让人不太舒服的‘阴气’。”

稍事休息后，我们决定出去走走，熟悉环境，顺便解决晚饭。

九十年代中期的敦煌市区，规模还不大，几条主干道纵横交错。

最高的建筑也不过五六层。街上行驶着“飞鸽”、“永久”牌自行车，叮铃铃的车铃声不绝于耳。

女人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连衣裙或的确良衬衫，戴着遮阳帽；男人们多是衬衫长裤，偶尔能看到穿着旧军装的。

沿街的店铺多是供销社的门脸，也有了一些个体经营的小饭馆、理发店和录像厅。

录像厅门口挂着手写的牌子，用夸张的字体写着《新龙门客栈》、《黄飞鸿》之类的片名，喇叭里放着震耳欲聋的港台流行歌曲，与不远处“中国农业银行” 庄重的门面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找了一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回民面馆，门脸不大，挂着蓝色的布帘。里面摆着四五张油腻腻的木桌，吊扇呼呼地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