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18日，英国，曼彻斯特，一家名为“铸铁工人”的酒馆。

这家酒馆曾是工人们下班后畅饮苦啤酒、高谈阔论的地方，如今却弥漫着一股更浓烈、更绝望的劣质烟草、私酿杜松子酒的刺鼻气味，以及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

墙上斑驳的维多利亚风格壁纸上，还依稀可辨几年前庆祝战争初期“胜利”时张贴的泛黄海报边缘，如今已被煤灰、潮湿和岁月侵蚀得面目全非，吧台后面架子上的酒瓶空空荡荡，如同顾客们的钱包和眼神。

一台老旧的木质外壳收音机，嘶嘶啦啦地播放着英国广播公司海外频道的节目。

播音员的声音努力维持着一种刻板的庄重，内容是流亡渥太华的丘吉尔政府再次发表的声明，呼吁英国人民“保持不屈的意志”，“对最终的胜利抱有坚定信心”，并严厉谴责德意志帝国的“大陆暴政”和其针对流亡政府的“系统性谎言与诽谤”。

然而，酒馆里的反应不是激昂的附和，而是一片死寂，间或夹杂着几声毫不掩饰的、带着苦涩的嗤笑。

“胜利？信心？”一个坐在角落、手臂上带着狰狞伤疤、名叫汤姆的退伍老兵猛灌了一口杯中浑浊的液体，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

“拿什么去胜利？我们的军队在哪里？皇家海军剩余的剩余的主力舰现在是不是在替德国人护航？伦敦塔桥上飘着的是该死的欧盟旗！而丘吉尔先生和他的内阁老爷们，在加拿大温暖的别墅里喝着下午茶，吃着烤牛肉，却要我们在这里挨饿受冻，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从天上落下来的德国炸弹吗？”他的话语引发了周围几桌低沉的抱怨声。

“他说德国人的宣传是假的，”另一个穿着沾满油污工装、面色憔悴的年轻工人阿尔菲嘟囔道，他刚刚失去了船厂的工作。

“可至少德国人现在能让巴黎的工厂重新转起来，能让法国人，甚至我们这边靠近海峡的一些地方，勉强吃上饭，有活干。”

“我们呢？配给制比以前战争时期还要严苛，黑市面包的价格快赶上黄金了，50万英镑一个，工作机会一天比一天少……这该死的‘坚持’，到底是为了谁？”

酒馆老板，一个名叫哈罗德的光头中年人，一边用一块脏兮兮的抹布机械地擦着本就干净的玻璃杯，一边深深地叹了口气，声音不大，却足以让附近的人听见：

“我儿子，杰克……他死在了索姆河，为了什么‘国王和国家’，现在，国王陛下据说去了印度德里，国家……国家在哪里？”

“也许柏林电台里那些刺耳的声音，说的不全是错的，那些大人物，在灾难来临前，早就坐上了最快的船，把我们这些平民像旧家具一样抛弃在这里了。”他的话语中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被掏空了的麻木。

类似的场景，在英国的许多工业城市和凋敝的乡村悄悄上演，柏林发动的凌厉舆论攻势，像一把冰冷而精准的解剖刀，不仅剥开了流亡政府赖以生存的“合法性”和“道德光环”，更将血淋淋的现实远离故土、依赖施舍、无力改变现状甚至无法有效沟通暴露在普通民众面前。

持续恶化的物资短缺、日益加剧的安全威胁，以及对未来深深的迷茫，极大地消耗了英国民众残存的耐心。

1918年10月22日，法属阿尔及利亚，奥兰港。

地中海灼热的阳光炙烤着水泥码头，咸腥的海风裹挟着尘土和鱼腥味，一艘船体锈迹斑斑、悬挂着某南美小国旗帜的旧货轮“海螺号”，在拖船的引导下，缓慢而笨拙地靠上了偏僻的泊位。

夏尔·埃兰准将，身形依旧挺拔，他和几名核心部下站在码头的阴影里，焦急地等待着。

这艘船是他们耗费了巨大政治资本和所剩不多的宝贵外汇，通过几经周折的隐秘渠道，从阿根廷采购的一批奎宁、磺胺等基础药品和一些关键的无线电通讯零件。

对于缺医少药、与本土联系时断时续、几乎处于信息孤岛状态的自由法国运动而言，这批物资堪称雪中送炭。

然而，当“海螺号”那位眼神闪烁、满口黄牙的希腊籍船长，将一份皱巴巴的货物清单递到埃兰手中时，这位意志坚定的将军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如同被地中海的烈日瞬间冻结。

清单上的物资条目，比预定的数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而且那标注的价格，比当前黑市行情还高了令人咋舌的五成不止。

“卡普塔尼斯船长，这是怎么回事？”埃兰强压着胸腔里翻腾的怒火，用尽量平静的语气问负责此次对接行动的、一脸疲惫的联络官勒克莱尔少校。

勒克莱尔少校嘴角抽搐了一下，声音带着苦涩和无奈：“将军，船长解释说……沿途要‘打点’德国人在直布罗陀海峡外的巡逻艇，还要应付奥斯曼人在东地中海的关卡，风险太大，成本激增……而且，我们存放在美国银行的资金，虽然在美国政府‘默许’下解冻了一部分，但转账过程受到很多‘技术性’阻碍和‘监管审查’，能迅速动用的现金实在……实在有限。”他艰难地吐出最后几个字。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埃兰沉默了，目光从清单上那些刺眼的数字移开，望向港口外那片蔚蓝到令人心碎的地中海。

柏林持续不断的舆论攻击，将他们系统地描绘成“阻碍欧洲和平的麻烦制造者”和“注定失败的旧时代幽灵”，这种污名使得许多中立国政府和中立商业机构在与他们打交道时顾虑重重，要么趁机抬高价格进行风险勒索，要么干脆拒绝交易，以免得罪如日中天的德意志帝国及其主导的“欧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