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岸巡视”的硝烟与风浪渐渐平息，但它在帝国最高决策层和海军精英心中激起的波澜，却久久未能平复。

长达万里的航行，亲眼目睹浩瀚无垠的海洋、星罗棋布的岛屿、繁忙的国际航道，以及与西洋列强舰船在大洋上的不期而遇，都强烈冲击着传统的“重陆轻海”、“以海为壑”的固有观念。

一种更加系统、更加前瞻、更具进攻性的“海权思想”，开始从感性的体验和零散的议论，凝聚为理性的思考和战略的共识。

这种新海权思想的核心推动者与阐述者，首推皇太子陈弘绪 和水师提督沈葆靖。

巡海归国后，陈弘绪向皇帝陈远呈递了数万言的《巡海方略与海防刍议》奏折，沈葆靖也同时上呈了《海军建设与未来海战之管见》。

这两份文献，结合了巡海见闻、与西洋海军将领的交流心得、以及对世界海军发展史的研习，系统地阐述了新兴的海权观，其要点可概括为：

第一，明确“海权”为“国权”之延伸与保障，关乎国家兴衰。

奏折开篇明义：“古之 争 于 陆，今 之 争 于 海。

泰 西 列 强，如 西、葡、荷、英、法，其 国 势 之 盛，莫 不 与 其 海 权 之 张 相 伴。

拥 有 制 海 权，则 商 路 通，财 富 聚，藩 属 附，兵 威 及 于 万 里；失 海 权，则 门 户 洞 开，商 路 被 扼，藩 篱 尽 失，终 将 受 制 于 人。

我 朝 拥 有 万 里 海 疆，贸 易 遍 及 四 海，更 有 台 湾、吕 宋 等 海 外 领 地，海 权 之 重，更 甚 于 历 代。

海 权 即 国 权，海 权 强 则 国 强，海 权 弱 则 国 危！”

这直接将海洋战略提升到了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高度，彻底颠覆了将海军视为“水上城墙”的消极防御思想。

第二，提出“近海防御”与“远洋存在”相结合的海军战略。

基于帝国现实，奏折认为海军建设应分两步走：近期以“近海防御”为主，建立强大的沿岸防御舰队，配属水雷、岸防炮、快速鱼雷艇，确保本土海岸线、主要港口、近岸航线的绝对安全，使敌人无法轻易侵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