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这一年多以来所有的收入。”张天利说，“按你说的，三成换成美金钱钞外币，七成换成黄金。金子是按黑市价换的，美元是托人从外国人那弄的。你看看，对不对。”

我拿起一根金条，沉甸甸的。又数了数美元，二十一张，两千一百美元。

“天利，这些东西……”我放下金条，“这个机关太明显了。如果被查到，一抓一个准。”

张天利脸色变了：“你的意思是……”

“现在时局不明。”我认真地说，“我建议你，把这些东西分散藏起来。比如，在院子里挖个地下室，用油纸包好，埋起来。或者，在墙上砌个夹层，专门藏金条。不要都放在一个地方。”

“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张天利紧张地问。

“做个假账本。”我说，“这样，就算东西被没收，你也不会有大事。”

张天利重重地点头：“有道理！还是你想得周到！”

“天利，我可能很快就要去香港了。”我看着那些金条和美元，“这些钱，我带一部分走，作为启动资金。”

小主，

“没问题！”张天利拍胸脯，“包在我身上！”

从张天利家出来，已是傍晚。夕阳给北京的胡同镀上一层金色。我走在青石板路上，心里有了底。

启动资金有了——那些金条和美元，换成港币大概有两三万，在1965年的香港，够做点小生意了。

人脉有了——外贸部的雷部长看中我，林父和郭副省长支持我。

专业知识有了——世界经济、计算机、农业技术、商业管理……我来自2025年的知识储备，是这个时代最宝贵的财富。

现在，只差最后一股东风——外贸部的正式调令。

回到招待所，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斑驳的水渍。

心里既兴奋又惆怅。兴奋的是，一个更大的舞台在等着我；惆怅的是，要暂时离开这片刚刚熟悉起来的土地，离开我爱的人。

我在晋中才当了几个月的副专员，抗旱工作刚打开局面，就要走了。那些期待我带他们致富的乡亲们，那些在田间地头跟我学技术的基层干部，我对他们有愧。

但另一个声音在说：去香港，不是逃避，是转战。在那里，我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创外汇，引技术，孵品牌，为将来的改革开放储备力量。

等我在香港站稳脚跟，等时局好转，我会回来的。带着资金，带着技术，带着经验，回来建设家乡，回报这片养育了我的土地。

北京，对外贸易部大楼。

雷副部长办公室的门紧闭着，但里面传出的声音却隐约可闻。

“老雷，你去年怎么答应我的？”一个略带沙哑的嗓音带着几分不客气，“说好了给我派大学生，能上手的管理人才！我那华润现在管理问题频出，财务混乱，采购渠道单一，再这样下去，我要破产了！”

雷副部长苦笑道：“老丁，你这话说的。华润是我们国家在香港的窗口，怎么可能让你破产？人才的事，我一直记着呢。”

“记着？记着有用吗？”被称为老丁的老者拍着沙发扶手，“我要的是能干事的人！不是那些只会背红头文件的书生！香港那地方，资本主义花花世界，没有点真本事，去了就被吃干抹净！”

这老者正是华润公司现任董事长——丁志成。1938年华润（当时还叫联和行）在香港成立时，他就是第一批员工，从普通办事员干起，经历过抗战时期物资转运的惊险，也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封锁的艰难。如今六十出头，头发花白，但一双眼睛锐利如鹰。

“我这次来北京，就是来要人的。”丁老盯着雷副部长，“今天你必须给我个准信。要不我就不走了，吃你的喝你的，看你怎么办！”

两人正僵持着，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

秘书小陈推门进来，见气氛不对，小心翼翼地说：“雷部长，那位山西来的干部还在招待所等着。您看……”

“山西干部？”丁老眼睛一亮，“什么来路？”

雷副部长摆摆手：“一个年轻同志，叫韩浩。清华大学双学士，学计算机和世界经济的。前段时间在山西抗旱，干得不错。”

“双学士？计算机？”丁老来了兴趣，“这专业倒是新鲜。多大年纪？”

“二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