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领导的电话在凌晨五点响起，像丧钟。

沈墨接起时，窗外天还黑着。电话那头的声音苍老但威严：“沈墨，我是你父亲的战友，孙振国。听说你在查永昌建材？下午三点，来北京，我家。一个人。”

说完就挂了，没给沈墨说话的机会。

孙振国。这个名字沈墨太熟了——省部级退休老干部，经常在新闻联播里出现，讲话永远正气凛然。去年还给永川的希望工程捐了五百万，媒体称他“德高望重的老领导”。

而永昌建材的实际控制人，法人信息显示是“孙小军”，孙振国的独子。

沈墨放下电话，看向床头柜上父亲的老照片。1979年玉泉水库建设指挥部的合影里，年轻帅气的父亲站在中间，左边是岳川，右边……就是孙振国。

三个人都笑着，眼神清澈，对未来充满希望。

四十年后，岳川隐姓埋名当县志办主任，父亲跳楼身亡，孙振国成了“园丁长”的第一任联络人。

命运开的玩笑，太过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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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点，沈墨还是按计划去了永川钢铁厂。转型基金的第一批试点企业，他要亲自看。

厂区比想象中还糟。设备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车间里弥漫着铁锈和机油的气味。工人们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眼神麻木地操作着老旧的机床。

赵厂长指着正在运行的轧钢机：“沈省长您看，这台设备1988年投产的，早该淘汰了。但我们没钱换，一台新的要八千万。”

“技改项目不是批了吗？”沈墨问。

“批是批了，但附加条件……”赵厂长苦笑，“必须用永昌建材的钢材。他们的价格比市场价高30%，而且质量……您看这个。”

他递过来一块钢板样本。沈墨接过来，手感就不对——太轻。敲击声音发闷，明显杂质多。

“这种钢材用在技改项目上，设备寿命至少要缩短一半。”赵厂长压低声音，“但我们不敢说，说了项目就黄了。”

车间深处传来争吵声。沈墨走过去，看见几个年轻工人围着一个老师傅，情绪激动。

“刘师傅，厂子都要倒了，您还让我们省着用润滑油？”一个年轻人脸涨得通红，“机器坏了谁修？我们下个月就失业了！”

被围住的老师傅六十多岁，背很驼，但眼睛很亮：“小张，这台轧机我修了三十年。它就像人，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润滑油用多了反而伤机器，这个道理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可厂子都要没了！还在乎机器？”

“只要机器还在转，厂子就在。”老师傅的声音很平静，“你们年轻人不懂——咱们永钢最困难的时候是1998年，半年发不出工资，所有人都觉得要倒了。但机器没停，人没散，最后挺过来了。”

他转身，看见沈墨，愣了一下，然后深深鞠了一躬：“沈省长。”

沈墨扶住他：“老师傅，您贵姓？”

“免贵姓刘，刘大锤。在这厂子干了四十二年，从学徒干到总工。”老人直起身，“沈省长，我斗胆说一句——厂子能救，但救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