宸乾元年八月，河南罗山县的县衙门口，挤满了交秋粮的百姓。晒得黝黑的农户们挑着粮袋，眉头却拧得比粮袋还紧——不是心疼粮食，是怕县吏又要加“苛捐”。王老汉挑着两袋谷子，排在队伍末尾，指尖反复摩挲着口袋里仅有的碎银子，心里打鼓：去年交粮，县吏说“火耗银要加两成”，又收了“笔墨钱”“解银费”，原本该交五两税银，最后掏了七两，今年不知道又要多掏多少。

“下一个，王老实！”税吏张疤脸的声音从柜台后传来，他斜着眼扫过王老汉的粮袋，手里的算盘“噼里啪啦”响，“谷子两石，按章程该交税银二两。不过今年粮价涨了，火耗银得加三成，再交五钱笔墨钱，总共二两八钱，少一文都不行！”

王老汉的脸瞬间白了：“张爷，去年火耗银才加两成，今年怎么又涨了？俺家就五亩地，实在掏不出这么多啊！”

“少废话！”张疤脸把算盘往桌上一摔，“火耗银是官府定的规矩，想不交？行啊，把你家的地契拿来抵！”

周围的百姓都敢怒不敢言，有个年轻农户想替王老汉说句话，被身边的人悄悄拉住：“别管了，张疤脸是县丞的小舅子，惹不起！”

这一幕，被不远处茶摊旁的两个“商贩”看在眼里。穿蓝布短打的是监察卫队员李勇，他扮成卖布的，身边的“伙计”是当地乡学的先生，受监察卫所托，帮忙指认恶吏。李勇端着茶碗，指节攥得发白——这已经是他在罗山蹲守的第五天，每天都能看到县吏巧立名目收苛税，“火耗银”一月一涨，“笔墨钱”“解银费”更是随心所欲，百姓们敢怒不敢言。

“李兄弟，这张疤脸还不算最狠的。”乡学先生压低声音，“县丞赵德才更黑，去年修水渠，他收了百姓的‘摊派钱’，却没修渠，结果夏天发大水，淹了十几亩地，百姓找他要说法，反被他的人打了。”

李勇点点头，从布包里掏出个小本子，记下“张疤脸加收火耗银三成”“赵德才私吞修渠款”，又画了张简易的税目表——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火耗银”“笔墨钱”“解银费”“粮仓保管费”，光跟交税相关的苛捐就有七种，加起来比正经税银还多。

当天夜里，李勇带着队员摸到县衙的库房，翻出了县吏的“私账”。账本上记着：“八月火耗银加收三成，得银五十两，县丞分二十两，张疤脸分十五两”“修渠摊派钱收三百两，私分二百五十两”，每一笔苛捐的去向都写得清清楚楚，连“给知府送礼五十两”都没落下。

“证据确凿，收网！”李勇对队员们说。

第二天清晨，张疤脸还像往常一样坐在柜台后收税，突然被冲进来的监察卫队员按住。他挣扎着喊：“你们是谁？敢在县衙撒野！我姐夫是县丞！”

“我们是监察卫，奉旨查苛捐杂税！”李勇亮出腰牌，把私账摔在张疤脸面前，“你加收火耗银、勒索百姓的事，都记在这上面，还想抵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