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另外，”伊万看向米哈伊尔，“关于那个‘工人权益保障委员会’，查清楚它到底有没有合法注册，主要成员是谁，资金来源。特别是，它和波波夫，以及区里那位议员，有没有直接的资金往来或人员关联。找到证据，必要时，可以‘不经意’地透露给市工业局的格里高利副局长，或者……有正义感的媒体记者。”

双管齐下，一边争夺人心，一边挖对方墙角。莫斯科的这场暗战，进入了更细致、也更关键的巷战阶段。

几乎在莫斯科波波夫煽风点火的同时，草原上，其木格面临的“后院之火”也烧到了眼皮底下。

那辆被拦下的东风卡车和那几个偷挖土壤的工人，在宝音盟长严令下，最终灰溜溜地卸土回填、狼狈离去。旗里也很快下了处理通知，对那个所谓的“红旗建筑公司”进行了罚款，并重申了生态治理区的保护政策。事情似乎得到了解决。

小主，

然而，仅仅平静了两天。第三天上午，合作社奶站刚刚开始收奶，就有三四户距离较远的牧民家庭，赶着勒勒车到来后，却面露难色，支支吾吾地表示，家里的牛奶“暂时不卖了”。

其木格心头一沉，走上前，温声询问原因。一个叫巴根的老牧民，脸涨得通红，搓着粗糙的大手，半天才嗫嚅道：“其木格主任，不是我们不想卖……是、是家里……有点困难。”

“什么困难？合作社的‘紧急救助基金’还可以申请，或者先预支一部分奶款？”其木格关切地问。

巴根摇摇头，眼神躲闪：“不是钱的事……是、是……”他看了看周围其他几个同样表情不自然的牧民，终于压低声音说，“有人……找到我们，说愿意出比合作社高一点的价格，收我们的奶，而且……而且是现金，当场结清。还……还能帮我们解决孩子去旗里上学借读的名额……”

其木格瞬间明白了。这不是简单的市场抢购，这是有针对性的分化瓦解！用稍高的价格和更“实惠”的附加条件（现金、上学名额），诱惑那些相对困难、或者对合作社长远模式还不够坚定的牧民家庭，破坏合作社统一收奶、统一加工、统一销售的基础。

“是什么人？哪个公司的？”其木格保持镇定，问道。

“不……不清楚具体是哪个公司，领头的是个汉人，说话带着东北口音，开着小汽车来的。他说他们是正规的奶制品公司，在旗里有关系，收的奶是运到外地做大品牌的……”巴根越说声音越小，显然自己也觉得不太对劲，但现实的压力（现金、孩子上学）又让他难以拒绝。

“巴根大叔，还有各位，”其木格提高声音，让周围其他来交奶的牧民也能听到，“合作社收奶的价格，是参考市场价和咱们的奶质定的，可能不是最高的，但我们承诺长期、稳定收购，而且年底还有分红。更重要的是，奶站收了奶，做成‘天牧’品牌的产品卖出去，赚了钱，是大家一起分，厂子建起来，咱们的子孙后代可能就在家门口上班。那些突然冒出来的高价收奶的，他们能给咱们这样的承诺吗？今天高价收了，明天不要了怎么办？孩子上学的事，合作社也在努力帮大家争取政策，这是长久的保障，不是私人能随便许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