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的导火索是一根“牛奶冰棍”。

为了充分利用每天多余的鲜奶，同时也想探索更多产品可能性，乌云其其格在尼古拉教授的指导下，尝试用合作社的鲜奶、少量白糖和草原野果酱，制作了一种简单的牛奶冰棍。她先用合作社那台老旧的冰柜冻了一批，分给合作社的孩子们尝，结果大受欢迎。孩子们吵着还要，连大人们尝了都说好，奶味浓，又清爽。

朝鲁看到了商机，兴奋地找到其木格：“主任！这冰棍好吃！咱们能不能多做点，不光自己吃，也拿到旗里去卖？夏天快到了，肯定好卖！比光卖鲜奶赚钱！”

这个提议立刻引起了巴特尔和一些老牧民的反对。

“胡闹！”巴特尔眉头紧锁，“咱们‘天牧’是卖奶的，是做奶酪奶粉的！那是正经东西！做冰棍？那是小娃娃吃的零嘴！传出去，别人该笑话咱们合作社不务正业了！咱们草原人，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牛羊奶肉，不是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

一位老牧民也附和：“是啊，其木格主任。奶是草原的精华，得用在正经地方。做成冰棍，像什么话？咱们的奶，是要做出像上海人喜欢的那种高级奶酪的！”

乌云其其格小声争辩：“冰棍也是用咱们的好奶做的啊，怎么就不正经了？能让更多人，尤其是孩子们喜欢咱们的奶，有什么不好？而且，确实能多赚点钱……”

双方各执一词。一方认为应该坚守“高端”、“传统”的定位，集中精力做好奶酪、奶粉等“主产品”；另一方则认为应该灵活应变，开发像冰棍这样接地气、见效快、能拓宽消费群体的“副产品”。

其木格听着争论，没有立刻表态。她想起了陈望曾经说过的话：“市场需要引导，但也需要顺应。”也想起了林经理在电话里提过的“产品线可以更丰富”的建议。

“巴特尔大叔，您说得对，咱们的根是草原，是好奶，高端产品不能丢，上海的路要继续走。”其木格先肯定了坚守派的意见，然后转向朝鲁和乌云，“但是，朝鲁和乌云的想法也有道理。好奶不一定只能有一种吃法。冰棍简单，成本低，能让旗里、甚至附近嘎查的普通人，特别是孩子们，都尝到咱们‘天牧’的奶味，这不是坏事。这就像咱们草原上，既有献给贵客的烤全羊，也有自家日常喝的奶茶，不冲突。”

她想了想，做出决定：“这样，冰棍可以试做，但规模先控制小一点，就在合作社内部和附近几个嘎查试卖，看看反响。包装就用最简单的纸包，价格要实惠。同时，上海那边的奶酪生产要继续精益求精，包装改进的经验也要用到冰棍上，以后如果做大了，也要有像样的包装。咱们两条腿走路，高的要攀，低的也要踩实。”

这个折中的方案平息了争论。巴特尔虽然还是觉得冰棍“不够档次”，但也认可了其木格“让更多人尝到好奶”的说法。朝鲁和乌云则欢天喜地地去准备扩大冰棍试验生产了。

小小的冰棍之争，折射出合作社在走向市场过程中必然遭遇的观念碰撞。其木格明白，平衡传统与创新，高端与普惠，将是“天牧”品牌未来必须面对的长期课题。

香港，北极星文化传媒的办公室经过简单布置，已经初具规模。一面空白的墙上，周明启采纳了米沙的建议，没有悬挂通常的企业标语或风景画，而是做成了一面巨大的“照片与创意墙”。

墙上目前贴着的还不多：几张从莫斯科和基辅传真过来的、略显模糊的东欧街景和老剧院照片；几位米沙推荐的、有潜力的东欧年轻演员和导演的黑白肖像照（下面附有简单的俄文或英文介绍）；几张香港本地电影节的宣传海报；还有几页手写的、关于经典苏联电影改编可能性的思路片段。

米沙站在墙前，抱臂观看，灰色眼眸中带着审视。“一个好的开始，周先生。”他指着那些东欧年轻人的照片，“这些人，是未来的种子。但他们需要土壤、阳光和机会。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最适合他们发芽的第一个项目。”

他拿起一支笔，在墙上一处空白写下几个俄文单词，又翻译给周明启听：“‘小成本，强共鸣，快制作’。这是我们现阶段的原则。我建议，第一个项目，不要搞大制作电影。我们可以买下一部七八十年代在东欧有过一定影响、但题材相对温和、故事普世性强的中篇小说改编权。然后，在香港本地招募导演和部分主演，但核心的编剧之一、以及某些特定角色（比如需要东欧气质或背景的），可以从名单里（他指了指墙上的照片）挑选。制作成本控制在三百万港币以内，拍摄周期两个月，目标不是院线大片，而是电视电影、影展，或者录像带市场。”

“题材呢？”周明启问。

米沙沉吟了一下：“爱情，家庭，人性在特殊环境下的挣扎……这些是跨越文化的。或许，可以找一个关于战后创伤、或者时代变迁中普通人坚守的故事。既有东欧的历史厚重感，又能引发华人观众的某些共鸣。具体的选择，我需要时间再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