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的月季花开得稀稀拉拉，花瓣边缘已经泛黄卷边，显然很久没有人打理过了。郑耀先跟着梁太太穿过院子的时候，注意到墙角堆着几个空花盆，盆里的土干裂成了龟壳纹路，一株枯死的茉莉斜插在土里，枝干灰白。这些东西不会说话，但比人会说话——一个家里的女人如果连院子里的花都不打理了，说明这个家的主心骨已经断了。

梁太太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布旗袍，袖口磨得发白，头发随便在脑后挽了个髻，有几缕散在耳边。她没有戴首饰，耳朵上的耳环眼空着，手指上也没有戒指。这和郑耀先记忆中梁仲春太太的样子完全不同。去年中秋节76号聚餐，梁仲春带太太出席，那时候她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缎面旗袍，耳朵上戴着翡翠耳坠，手腕上一只和田玉镯子，见人就笑，笑得很热闹。现在她站在客厅里，背对着窗户，脸上的皱纹比去年深了一倍，眼睛下面两团青黑，像是好几天没有合眼。

客厅里的家具还是那些家具——红木沙发，大理石茶几，墙角的花梨木多宝阁上摆着几只花瓶和一座西洋座钟。但东西的位置都变了。多宝阁上的花瓶少了一只，原来放花瓶的地方空着，落了一层薄灰。茶几上的茶具也不全了，只剩一把茶壶和两只不配套的茶杯。窗帘换过了，不是去年那套绛紫色的丝绒窗帘，换成了粗蓝布的，拉得严严实实。一个女人在丈夫被抓之后，把家里的窗帘从丝绒换成粗蓝布，这不是为了省钱，是为了不引人注目。丝绒窗帘是有钱人家的东西，粗蓝布是普通人家的东西。她在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普通人。

梁太太在沙发上坐下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郑耀先坐下。她没有给他倒茶，也没有寒暄，只是坐在那里，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他，等着他开口。那种眼神不是警惕，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被反复敲打过后的麻木。汪曼春的人来过，特高课的人来过，巡捕房的人也来过。她已经习惯了有人上门，习惯了坐下来接受盘问。她甚至不需要对方先开口，她知道流程——先是亮身份，然后是“配合调查”，然后是“你丈夫的事你知不知道”，然后是翻箱倒柜。郑耀先今天来，她以为也是这套流程。

但郑耀先没有按流程走。

“梁太太，我今天来，不是替76号办事。”他说。

梁太太的眼神动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这种话她听多了。汪曼春的人来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梁太太，我们是来帮你的，只要你配合。”配合完了，东西翻走了，人也没放。

郑耀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茶几上，推到梁太太面前。信封没有封口，里面是一叠钞票。梁太太看了一眼信封，没有伸手。

“上次汪处长来，也放了钱。”她说，声音很平。“我没收。她的人还是把家里翻了一遍。”

郑耀先说：“这个钱不是76号的，是我自己的。梁处长在76号的时候，帮过我不少忙。他出了事，我不能不管。钱不多，够你和孩子用一阵子。”

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伸手把信封拿起来。她没有数，也没有收起来，只是拿在手里，低着头看着信封上写的字。信封上什么都没有写，空白的。她看了一会儿，把信封放在膝盖上。

“郑副主任，您想问什么就问吧。我能说的都说。”

郑耀先说：“我不问梁处长的事。他的事，我在76号都看过档案了。我今天来，是想问另外一件事。”

梁太太抬起头。

郑耀先说：“梁处长出事之前，有没有交给你什么东西？让你保管的。”

梁太太的眼神里闪过一丝细微的变化。不是慌乱，而是一种被触及了某个角落的警觉。她的手指在信封上轻轻收拢了一下，然后松开了。

“没有。”她说。“他从来不把外面的事带回家。”

郑耀先没有追问。他靠在沙发背上，目光从梁太太脸上移开，慢慢地扫过客厅里的每一样东西。多宝阁上空着的那个位置。茶几上不配套的茶杯。换过的窗帘。墙角那盆枯死的茉莉。他的目光移动得很慢，像是在看，又像是在想。梁太太坐在他对面，手指在信封上轻轻摩挲着，没有说话。

客厅里很安静。西洋座钟的钟摆在玻璃罩里一下一下地晃着，发出沉闷的咔嗒声。院子里传来鸟叫，是一只麻雀落在了枯茉莉的花盆上，叫了两声又飞走了。

“梁太太，我在76号分管行动处。”郑耀先开口了，声音不高，像是闲聊。“梁处长是我的下属，也是我的同僚。他做的事，有些我知道，有些我不知道。但他这个人，我了解。他不是一个会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人。保险柜里的东西，是给外人看的。真正要紧的东西，他不会放在办公室，也不会放在保险柜里。他会放在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或者——只有自己最亲近的人知道的地方。”

梁太太的手指在信封上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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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耀先继续说：“汪曼春的人来过了。他们翻了保险柜，翻了办公室，翻了这里。他们什么都没有找到。这说明两件事。第一，梁处长确实藏了东西。第二，他们没找到。”

梁太太抬起头，看着郑耀先。她的眼睛里多了一层东西，不是麻木，也不是警惕，而是一种在长时间的沉默中积攒下来的犹豫。她的嘴唇动了动，又闭上了。

郑耀先没有催她。他拿起茶几上那把茶壶，看了看。茶壶是宜兴紫砂的，壶身上刻着一枝梅花，刀法老练，是件好东西。他把茶壶放回去，手指在壶盖上轻轻碰了一下，壶盖和壶身碰撞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

“这把壶，是梁处长从无锡带回来的吧。去年中秋他跟我说过，说在无锡买到一把好壶，一个老艺人纯手工做的，花了五十块大洋。”

梁太太的眼神软了一下。不是因为茶壶，是因为郑耀先提到了去年中秋。那是她被反复盘问的这两个星期里，第一次有人用“去年中秋”这个词，用的是过去的、正常的、她丈夫还在家里的那种语气。汪曼春的人来，用的是审问的语气。特高课的人来，用的是命令的语气。郑耀先用的是聊天的语气。三种语气，三种身份。她听得出区别。

“郑副主任。”梁太太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老梁在里面，会不会死？”

郑耀先看着她。“只要我在外面，他就不会死。”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不是承诺，不是保证，而是一种陈述。像是一个人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的陈述。梁太太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多宝阁前，伸手把上面那只西洋座钟拿了下来。座钟下面压着一把钥匙，黄铜的，很小。她把钥匙拿起来，握在手心里，转过身看着郑耀先。

“老梁出事前三天，回来过一次。那天晚上很晚了，孩子都睡了。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坐了很久。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让我去睡。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他已经在门口穿鞋了。走之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如果哪天我回不来了，卧室床底下那个樟木箱子，你不要打开。会有人来取的。”

郑耀先的心跳重了一拍。

“有人来取。他说了是谁吗？”

梁太太摇头。“没说。只说会有人来取。那个人会说出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说对了，就把箱子给他。”

郑耀先没有说话。他的脑子里在飞速运转。梁仲春在出事前三天回过家，半夜坐在客厅里，第二天早上留下一句话。这说明他在出事之前就已经预感到了危险。他不是突然被抓的，他是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抓。那个樟木箱子，是他预留的后手。箱子里的东西，就是他的保命符。他没有告诉老婆箱子里是什么，是为了保护她——知道了反而危险。他说会有人来取，说明他在外面还有一个人，那个人知道箱子里有什么，会在适当的时候来取走箱子。但那个人是谁？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箱子还在吗？”郑耀先问。

梁太太没有回答。她握着那把钥匙，站在多宝阁前，脸上的表情在昏暗的光线里看不太清楚。西洋座钟的咔嗒声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清晰，一下一下，像是有人在敲门。

“汪曼春的人来搜过。特高课的人也来搜过。他们把卧室翻了个底朝天。”梁太太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床底下那个箱子，他们打开过。里面是几件旧衣服，一床棉被。他们翻了翻，扔在地上就走了。”

郑耀先看着她。

梁太太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不是得意，也不是庆幸，而是一个女人在独自守着一个秘密两个星期之后，终于有人可以说的那种复杂的情绪。她握着那把钥匙，转身朝楼梯走去。

“跟我来。”

郑耀先站起来，跟着她上了楼。楼梯是木制的，踩上去吱呀作响。二楼的走廊很窄，两边是卧室和书房。梁太太走到走廊尽头的那间卧室门口，推开门。这是主卧室，比楼下的客厅小一些，但收拾得比客厅整齐。一张红木大床，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灯罩是米黄色的。衣柜靠墙立着，柜门关着。窗帘也是粗蓝布的，拉得严严实实。床底下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梁太太走到衣柜前，打开柜门。柜子里挂着几件男人的长衫和女人的旗袍，叠着几床被子。她把被子一床一床搬出来，放在床上。搬到最后，柜子的背板露了出来。那是一块大约两尺见方的木板，颜色和柜子其他部分一样，接缝处严丝合缝，看不出任何异常。

梁太太把手伸进柜子里，在背板的右下角按了一下。咔嗒一声轻响，背板弹开了一条缝。她用手指扣住缝隙，把背板拉开。背板后面是一个暗格，大约一尺深，里面放着一只樟木箱子。箱子不大，两尺来长，一尺多宽，一尺多高，箱体是樟木原色，没有上漆，木纹清晰可见。箱盖上挂着一把铜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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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太太把箱子搬出来，放在床上。然后她把那把黄铜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一下。锁开了。她没有打开箱盖，而是往后退了一步，看着郑耀先。

“老梁说，会有人来取。那个人会说出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她的声音很轻。“郑副主任，你能说出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吗？”

郑耀先看着那只樟木箱子。梁仲春没有告诉他箱子里有什么，也不可能告诉他。他和梁仲春的关系，没有深到梁仲春会把保命符的内容告诉他的程度。梁仲春说的“会有人来取”，那个人一定不是他。梁太太把箱子拿出来，把钥匙交给他，是在赌。赌他不是汪曼春的人，赌他是真的来帮梁仲春的。但她心里也没有底，所以她把最后一个问题抛了出来——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如果郑耀先答不上来，她就知道他不是梁仲春说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