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曼春拿到丁默村洋行资料的时间，比郑耀先预想的早了整整半天。当天夜里十一点，情报处外勤组的人就从法租界工部局档案室抄回了丁默村洋行近两年的全部贸易记录。厚厚一摞，装在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直接送到了汪曼春在特高课的临时办公室。送档案的人说，工部局的值班员是被从床上叫起来的，开门的时候还穿着睡衣，一脸不高兴，但看到特高课的证件之后，睡衣扣子都没来得及扣全就把档案柜打开了。

汪曼春坐在台灯下，把那份贸易记录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翻到去年十一月的某一页时，她的手停住了。那一页上清清楚楚地记着一笔入库记录：西药四十二箱，发货地天津，收货方丁氏洋行，提货人梁。提货日期是初八。丁默村写给梁仲春的那封信上，写的是“初七夜十时后至十六铺码头三号仓库取货”。信上说的四十二箱西药，和洋行账目上的四十二箱西药，数字对上了。日期也对上了——初七夜取货，初八入库。梁仲春的人从码头取了货，第二天就送进了丁默村的洋行。

汪曼春把那一页折了个角，合上档案。她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上日光灯管的嗡嗡声，脑子里在拼图。丁默村，法租界洋行买办，替重庆输送物资。梁仲春去年替他走过一批西药。军火的事，梁仲春说是丁默村指使的。逻辑是通的——丁默村替重庆做事，重庆想要破坏日本人的军火，丁默村就通过梁仲春在军火里动了手脚。梁仲春是76号的人，但他贪财，丁默村给他钱，他就干。后来事情败露了，梁仲春一开始不敢供出丁默村，因为丁默村背后是重庆，供出来他自己也跑不掉。现在在审讯室里关了这么久，撑不住了，终于把丁默村咬了出来。

这套逻辑没有漏洞。但汪曼春总觉得哪里不对。不是逻辑不对，是时机不对。梁仲春早不供晚不供，偏偏在这个时候供出丁默村。昨天孙福来送了一顿饭，今天下午梁仲春就开口了。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联系？她让手下去查孙福来。手下查了，回来说孙福来是情报处的内勤，送饭是他的日常工作，昨天送饭的过程没有任何异常——食盒在特高课门口被警卫检查过，送进去的时候门是开着的，警卫全程看着，孙福来只说了几句“饭送到了，趁热吃”之类的话，没有多余的动作。汪曼春听完，没有说话。没有异常，就是最大的异常。一个人在审讯室里关了这么多天，突然有人跟他说了一句看似平常的话，他就改变口供了——那那句话一定不平常。但警卫听不懂中国话的弦外之音，孙福来说的每一个字在警卫听来都是正常的，所以查不出异常。

汪曼春没有动孙福来。动一个送饭的内勤容易，但动了之后线索就断了。她要留着孙福来，看他接下来还会给谁送饭，还会说什么话。

她重新翻开丁默村洋行的档案，从里面抽出那张入库记录，放在桌上。然后她拿起电话，拨了山本一郎的号码。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山本一郎也没睡。

“山本课长，丁默村的背景查到了。法租界丁氏洋行买办，表面做进出口贸易，实际上替重庆输送物资。梁仲春去年替他走过一批西药，四十二箱，从天津过来的。洋行的账目上有记录。”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证据确凿？”

“确凿。洋行账目和梁仲春的口供对得上。时间、数量、经手人，全部吻合。”

“明天一早，你带人去法租界，把丁默村带回来。”

“是。”

汪曼春放下电话。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特高课的院子在楼下，路灯亮着，两个日本兵在院子里慢慢地走动着，枪上的刺刀在灯光下闪着冷光。她看着那两个日本兵，心里想的不是丁默村，是明楼。她查梁仲春的走私，查到了丁默村。丁默村替重庆输送物资，这是一条大鱼。但这条大鱼和明楼有没有关系？经济司的物资调配，和丁默村的洋行有没有交集？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老金昨天从霞飞路一百一十七号拿到了一个公文包，里面的东西交给了经济司秘书处的人。那东西是什么，她还没来得及看。老金说对方很谨慎，交接的时间很短，没有打开的机会。她让老金继续盯着，有消息随时报告。

汪曼春拉上窗帘，走回桌前坐下。她把丁默村洋行的档案收进抽屉里，锁好。然后她从另一个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年轻时候的她和明楼，在巴黎塞纳河边拍的。明楼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手里夹着一本书，侧着脸在看她。她穿着一条碎花裙子，笑得很灿烂。照片的边角已经有些发黄了。她看了一会儿，把照片翻过来，扣在桌上。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是明楼的笔迹——“曼春，巴黎的春天总是很短，但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长。”她记得他写这行字的那天，是在拉丁区一家小咖啡馆里。外面下着雨，咖啡馆里人很少，留声机里放着一首法文歌。明楼把照片递给她，她翻过来看到这行字，笑了很久。

小主，

她把照片放回抽屉里，关上。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汪曼春带着情报处的四个人，分乘两辆车，从特高课出发前往法租界。她没有通知法租界巡捕房——通知了反而容易走漏风声。车子在霞飞路上行驶的时候，她忽然想起了什么，让司机靠边停一下。车子停在霞飞路一百一十七号对面。她摇下车窗，抬头看着那栋楼的二楼。左边第三个房间的窗户关着，窗帘拉着，看不出里面有没有人。昨天老金就是从这个房间里拿到的公文包。她问老金房间里的人是谁，老金说不知道，对方是通过中间人联系的他，只让他三点钟到门口，敲门三下，里面的人会把东西递出来。他照做了，里面伸出一只手，把公文包递出来，一句话没说，门就关上了。老金说那只手是男人的手，戴着一枚银戒指，戒指上刻着一个他不认识的图案。别的什么都没看到。

汪曼春摇上车窗，让司机继续开。车子穿过霞飞路，拐进一条小路，在一栋灰色的四层楼房前面停下来。这栋楼就是丁氏洋行的办公地址。楼下一层是铺面，卷帘门拉着，上面刷着“丁氏洋行”四个大字。铺面旁边是一扇小铁门，通向楼上。汪曼春下了车，四个手下跟着下来。她走到铁门前，按了门铃。过了好一会儿，铁门上的小窗口打开了，露出一张老人的脸，睡眼惺忪的。

“找谁？”

“找丁老板。有一批货要谈。”汪曼春说的是上海话，声音很和气。

老人嘟囔着说丁老板还没来，让她晚点再来。汪曼春说事情急，能不能上楼等。老人犹豫了一下，打开了门。门一开，汪曼春身后的人就涌了进去。老人被推到墙上，嘴被捂住，眼睛瞪得溜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汪曼春没有看他，直接上了楼梯。四个人留了一个在楼下看着老人，三个人跟着她上楼。

二楼是办公区，门锁着。汪曼春的人用撬棍别开了门锁。门推开，里面是一间大约四十平方米的办公室，摆着几张办公桌，桌上堆着文件和账簿。墙上挂着一幅上海市地图和一幅华东地区地图，地图上用红蓝铅笔标着一些点和线。汪曼春走到地图前，看了看那些标记。红线从上海出发，经过苏州、无锡、常州，一直延伸到苏北。蓝线从天津出发，经过济南、徐州，到达上海。这是两条物资输送线。红线是输往苏北的，蓝线是从天津输入的。丁默村洋行的生意，表面上是从天津进口西药和棉纱，在上海销售。实际上，从天津进来的货，有一部分并没有在上海销售，而是通过红线输往了苏北。输往苏北的那部分，就是替重庆做的。

汪曼春从地图前转过身，走到丁默村的办公桌前。桌上有一部电话，一个笔筒，一叠信纸，还有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的合影，女人穿着旗袍，孩子大约三四岁，手里拿着一只布老虎。丁默村的老婆和孩子。她把相框放倒，拉开抽屉。抽屉里放着几本账簿、一些信件、一盒雪茄、一把剪刀。她把账簿拿出来翻了翻，和工部局档案室抄来的贸易记录基本一致。信件大多是商业往来，她一封一封地看，看到最下面一封的时候，她的手停了。

信封上写着“梁兄亲启”。笔迹和梁仲春家里搜出来的那些信上的笔迹不一样——这封是别人的笔迹，是写给梁仲春的。她把信抽出来，展开。信纸上只有几行字，是丁默村写给梁仲春的，内容是关于一批棉纱的价格，没有提到西药，也没有提到军火。日期是去年夏天的。她把信折好，装回信封里，放进自己的包里。

这时候，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一个手下跑上来，气喘吁吁的。“汪处长，楼下那个老头说，丁默村平时都是八点半到洋行。现在才七点四十。”

汪曼春看了看手表。七点四十。还有五十分钟。她在丁默村的椅子上坐下来，点了一支烟，慢慢地抽着。烟雾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升起来，被从窗户缝隙里漏进来的风吹散。她的四个手下分布在办公室的四个角落，各自守着，没有人说话。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七点五十。八点。八点十分。八点二十。

八点二十五分的时候，楼下的铁门响了。有人在用钥匙开门。汪曼春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站起来。脚步声上了楼梯，不紧不慢的，皮鞋踩在木制楼梯上发出咚咚的声响。脚步声到了二楼门口，停住了。门是虚掩着的——汪曼春的人撬开门锁之后，门就关不严了。门外的人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沉默了几秒钟，脚步声突然转身往楼下跑。

汪曼春的人冲了出去。楼梯上一阵混乱的脚步声、身体碰撞声、闷哼声，然后是有人被按在墙上的声音。汪曼春走出办公室，站在楼梯口往下看。丁默村被两个人按在一楼的墙上，脸贴着墙壁，一只手被反拧在背后，另一只手还攥着钥匙。他四十出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皮鞋擦得很亮。眼镜在刚才的挣扎中歪了，挂在耳朵上，镜片后面的眼睛里满是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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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老板，不用怕。我是76号情报处的，有几个问题想问你。”汪曼春从楼梯上走下来，声音不大，像是在跟一个老朋友打招呼。

丁默村的嘴唇在发抖。“我……我犯了什么事？”

“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汪曼春挥了挥手。两个人把丁默村从墙上拉起来，架着他的胳膊往外走。丁默村的腿在发软，皮鞋在地面上拖着，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他被塞进汽车后座，两个人一左一右夹着他。汪曼春上了前面那辆车。两辆车一前一后驶出小街，朝特高课的方向开去。

车子开出去大约五分钟，汪曼春忽然让司机掉头。司机愣了一下，但没敢问为什么，在前面路口掉了头，朝另一个方向开去。后面的车跟着掉头。两辆车穿过几条街，进入了十六铺码头区域。码头上的工人已经开始上工了，扛着麻袋的、推着板车的、站在货堆上喊话的，人声鼎沸。车子在码头外面停下来。汪曼春下了车，后面车上也下来两个人，把丁默村留在车上看着。汪曼春带着剩下的两个人，穿过码头，朝工人宿舍区走去。

她记得李士群昨天在例会上说的话——“底层跑腿的人可能还藏着东西没搜出来。”她当时就想到了阿贵。阿贵是码头上动手脚的人，他的工棚特高课没有搜过。如果阿贵手里还藏着什么跟军火案有关的东西，那一定在他的铺位里。

工人宿舍区是一排排低矮的工棚，用木板和铁皮搭起来的，外面晾着衣服和被子，地上到处是煤渣和烂菜叶。汪曼春穿着高跟鞋踩在煤渣路上，鞋跟不时陷进松软的地方，她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她找到三号工棚，推开门。工棚里光线昏暗，一股汗味、脚臭味和劣质烟草味混在一起扑面而来。里面没有人，工人们都上工去了。进门左手边第三张床，下铺。床上铺着草席，扔着一件破棉袄和一条毯子。汪曼春走过去，弯腰在铺位上翻找。草席下面没有，破棉袄口袋里没有，毯子里没有。她把手伸到床板靠墙的那一侧，摸到了一条缝。手指伸进去，触到了纸。

她把那封信夹了出来。

信封上写着“梁兄亲启”。毛笔字，繁体，竖着写的。和她在丁默村办公室里找到的那封棉纱信件是同一个笔迹。她抽出信纸，展开。短短几行字——西药一批已到码头，共四十二箱。按前约，兄派人于初七夜十时后至十六铺码头三号仓库取货。暗号照旧。弟丁字。

汪曼春把信纸凑近了看，又把信封翻过来看了看。信纸是普通的毛边纸，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没有日期，没有具体的货物名称，只有“四十二箱”和“初七”。这和她昨晚在丁默村洋行账目上看到的那笔入库记录完全吻合。四十二箱西药，初七夜取货，初八入库。账目、信件、梁仲春的口供，三条线严丝合缝地扣在了一起。

她把信折好，装回信封里，放进包里。然后她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身走出工棚。阳光刺眼，她眯起眼睛，朝码头外面走去。高跟鞋踩在煤渣路上，这一次她的步子比进来的时候快了很多。

回到特高课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半了。丁默村被直接带进了审讯室。汪曼春没有马上去审他，而是先去了山本一郎的办公室。她把丁默村洋行的账目、在丁默村办公室里找到的棉纱信件、在阿贵工棚里找到的西药信件，一样一样地摆在桌上。山本一郎坐在办公桌后面，把这些东西挨个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他抬起头看着汪曼春。

“丁默村招了吗？”

“还没来得及审。但物证已经够了。洋行账目和信件的日期、数量、经手人全部对得上。梁仲春的口供也和物证吻合。军火的事，基本可以确定是丁默村在背后指使的。”

山本一郎的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丁默村替重庆做事，这条线后面还有谁？”

汪曼春说：“他供出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