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诚是在丁默村被抓的当天夜里，把老周的办公桌翻了个底朝天的。他挑的时间很讲究——凌晨两点，整栋经济司大楼只有走廊尽头的值班室亮着一盏灯，值班的老头子喝了半斤黄酒，呼噜打得整条走廊都能听见。明诚没有开老周办公室的灯，用手电筒照着，一样一样地翻。老周的办公桌有三个抽屉。第一个抽屉里是办公用品，信纸、信封、回形针、印泥、两支毛笔、一块砚台。第二个抽屉里是文件，大多是秘书处的日常公文，按日期排列得整整齐齐，每一份都有老周的签名和日期戳。明诚一份一份地翻，没有找到任何异常。第三个抽屉上了锁。他拿出一根细钢丝，在锁孔里拨了几下，锁开了。抽屉里只有一样东西——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明诚把信封拿出来，手电筒的光照在信封上。信封上没有任何字，空白一片。他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东西。

是一叠照片。一共五张。

第一张拍的是经济司大楼的正门。角度是从马路对面的一栋楼里拍的，镜头微微仰起，把大门口进进出出的人拍得很清楚。照片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用钢笔写着日期和时间——正是三天前的下午。第二张拍的是明楼的车从经济司大门驶出。车牌号清清楚楚，驾驶座的车窗摇下来一半，能看到明诚的侧脸。第三张拍的是明楼在码头仓库门口下车。明楼穿着一件深色大衣，领子竖起来，正在往仓库门里走。明诚跟在身后，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第四张拍的是仓库的门从里面打开，开门的是那个五十多岁的码头工人——就是明楼每次去码头见的那个人。第五张拍的是明楼和明诚从仓库出来，明楼手里多了一个小铁盒。照片的右下角同样标注了日期和时间，和第一张是同一天。

明诚盯着这五张照片，手指在手电筒的光柱里微微收紧了。这些照片拍的是三天前明楼去码头仓库取情报的过程。从经济司门口到码头仓库门口，一路都有人盯着。拍照片的人很专业，角度刁钻，画面清晰，不是临时起意的外行。老周从哪里弄到这些照片的？他藏在抽屉里，准备交给谁？

明诚把五张照片装回信封里，把信封放进自己的口袋。然后他把老周的抽屉重新锁好，把细钢丝拔出来，关上抽屉，用手帕把抽屉把手上的指纹擦干净。手电筒的光扫了一遍桌面，确认一切恢复原状之后，他走到门口，侧耳听了听走廊里的动静。值班老头的呼噜声还在有节奏地响着。他拉开门，闪身出去，把门锁上，沿着走廊快步走到楼梯口，下了楼，从侧门出了经济司大楼。

凌晨的街道空无一人。路灯的光照在地面上，把他一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走了大约两百米，拐进一条小弄堂，在一扇小门前停下来。这是他在外面租的一个安全屋，除了明楼没有人知道。他开门进去，把门反锁，走到桌前，拧亮台灯，把那五张照片一张一张地摊在桌上。第一张。经济司正门。拍摄角度是从马路对面的二楼拍的。经济司对面是一排商铺，二楼有一家茶馆和一家裁缝铺。从这个角度判断，拍摄者是在茶馆靠窗的位置拍的。第二张。明楼的车。车子刚驶出经济司大门，拍摄者应该是从马路对面跟拍，位置在移动。第三张。码头仓库门口。这张的角度很刁——不是从正面拍的，是从侧面大约三十度角的位置，利用仓库旁边堆着的木箱子作为掩护拍的。拍摄者跟到了码头，而且提前找到了隐蔽位置。第四张。仓库门打开，码头工人露脸。这张拍得最清楚，那个工人的脸被拍了个正着。第五张。明楼拿着铁盒出来。铁盒在照片里只是一个模糊的小方块，但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明诚把五张照片翻过来。每张照片的背面右下角，都用钢笔写着日期和时间。笔迹工整，像是做过文书工作的人写的。他认得这笔迹——是老周的笔迹。老周在秘书处做了三年，每天经手的文件上都有这种工整的钢笔字。他不但收藏了这些照片，还在每张照片上做了标注。这说明他不是被动的接收者，他是主动的参与者。要么这些照片就是他拍的，要么是他安排了人拍，然后把照片收集起来，标注好，准备交给某个人。

某个人是谁？

明诚把照片收进信封里，锁进桌上的铁盒里。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把老周这个人从头到尾想了一遍。老周，周世安，四十二岁，浙江绍兴人。三年前经周佛海的远房亲戚介绍进入经济司秘书处。为人勤恳，话不多，从不迟到早退，从不跟人起冲突，是秘书处里最不起眼的一个。三年来经手的文件没有出过差错，明诚对他的印象一直是“可用但不可重用”。这样的人，是最适合潜伏的。因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他在秘书处待了三年，每天都在收发文件、整理档案、安排车辆。他经手过的东西太多了——经济司的物资调配方案、限价草案、码头仓库的出入库记录、车辆调度记录。这些东西如果被他复制一份送出去，送到汪曼春手里，或者送到山本一郎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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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周没有把这些东西送出去。至少现在还没有。他只是在拍照，在收集，在标注。他像一个耐心的猎人，在一点一点地攒证据，等攒够了，一次性抛出来，把猎物钉死。猎物是谁？不是明诚。五张照片里，明诚只在第二张和第四张里出现了，而且只是侧脸和背影。镜头的焦点始终是明楼。老周盯的是明楼。

明诚睁开眼睛，看着台灯的光晕。汪曼春在盯明楼。老周也在盯明楼。老周是汪曼春的人吗？如果是，他为什么不直接把照片交给汪曼春，而是要藏在抽屉里？如果不是，那他替谁做事？

他忽然想起了郑耀先查到的那个车牌号。沪A-3728。经济司秘书处的车。老金从霞飞路一百一十七号拿了公文包，去了虹口的东和酒馆。五分钟后，沪A-3728到了酒馆门口。车上下来的人进了酒馆，二十分钟后出来。老金随后出来，公文包里的东西没有了。郑耀先判断，公文包里的东西交给了经济司的人。而经济司秘书处能调度这辆车的，只有两个人——明诚自己，和老周。

老周那天下午确实出去过一趟。他跟明诚说的是去虹口送一份文件。明诚当时没有多想，因为秘书处经常要往各处送文件，虹口的日本商行也是常去的地方。现在想起来，老周去虹口的时间，和老金去东和酒馆的时间，完全重合。

老周是汪曼春的人。他把公文包里的东西带回了经济司，但没有直接交给汪曼春。他藏起来了。和那些照片一样，他在攒。

明诚站起来，在狭小的房间里走了两个来回。房间太小，三步就到头，转身，再三步又到头。他的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像一个被困在笼子里的动物。走了十几个来回之后，他停住了。

老周不能留。但现在不能动。动了老周，汪曼春立刻就会知道经济司已经察觉了她的渗透。她会换一条线，换一个更隐蔽的人，到那时候就更难发现了。老周必须留着，而且要让他继续以为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他在攒证据，那就让他攒。他攒的那些证据——照片、文件、车辆调度记录——在交到汪曼春手里之前，明诚要先看到。

怎么看到？

明诚重新在桌前坐下来。他拿出一张纸，用铅笔画了一张经济司秘书处的平面图。老周的办公桌在靠窗的位置，旁边是文件柜，对面是小刘的桌子。老周每天下班的时候，会把办公桌的抽屉锁好，钥匙随身带走。但他办公桌上有一个收文篮，里面放着当天收到的文件，这些文件第二天早上会分发到各处。收文篮没有锁。如果老周把准备交给汪曼春的东西暂时藏在收文篮的夹层里，或者藏在文件柜某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明诚就有机会在夜里拿到。但老周没有那么蠢。他抽屉里的照片是用信封密封好的，说明他很谨慎。一个谨慎的人，不会把要命的东西放在没有锁的地方。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在老周把东西交给汪曼春的途中截住。

老周和汪曼春怎么接头？通过老金？老金是汪曼春的锁匠，也是她的跑腿。上次公文包就是通过老金传递的。下次可能还是老金。如果盯住老金，就能知道老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把东西交出去。在交出去的途中截住，把东西换掉——换成假的，或者换成无害的。让汪曼春拿到的是被篡改过的情报，而原件落在明诚手里。这样既不会惊动老周，又能掌握汪曼春到底掌握了多少东西。

明诚把桌上的平面图揉成一团，划火柴烧掉。灰烬落进烟灰缸里，他用手指碾碎。然后他站起来，关了台灯，拉开门，走进了凌晨的黑暗里。

第二天上午，明楼照常到经济司上班。他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的时候，明诚端着茶杯进来，把门关上。他把茶杯放在明楼面前，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五张照片，放在桌上。明楼低头看了一眼，没有拿起来。他把照片一张一张翻过来，看了背面的标注，又翻回去。看完之后，他把照片整齐地叠成一摞，放在桌角。

“老周的抽屉里找到的。”

明诚说：“他抽屉里只有这些。但我怀疑他手里不止这些。他在秘书处三年，经手过的东西太多了。物资调配方案、限价草案的初稿、码头仓库的出入库记录、车辆调度记录，这些东西如果被拍了照或者抄了副本，落到汪曼春手里，我们就全完了。”

明楼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他不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办公室里。他有安全屋。”

明诚说：“我让人查了他在上海的社会关系。他在上海没有亲戚，租住在虹口一条小弄堂的亭子间里。地址我拿到了。”

明楼说：“亭子间里也不会有。他是个谨慎的人。真正的安全屋一定不在他的名下，也不在他日常活动的范围内。你查他没用，要查他接触过的人。他在上海三年，不可能没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可能就是替他保管东西的人。”

小主，

明诚想了想。“他平时在秘书处，跟谁都不太来往。只有一个人跟他走得近一些——财务处的老吴。两个人偶尔会一起去食堂吃饭，下班之后一起去喝过几次酒。老吴是财务处的老人，在周佛海时期就在了，背景应该没有问题。但也不排除老吴被老周利用了，替他保管东西，自己不知情。”

明楼说：“查老吴。不要惊动他。看他最近有没有异常——有没有突然多出来的开销，有没有跟平时不一样的行踪，有没有接触过什么人。”

明诚点头。“我今天就安排。”

明楼把照片拿起来，递给明诚。“放回原处。不要让他察觉有人动过。”

明诚接过照片，犹豫了一下。“大哥，老周是汪曼春的人，这一点基本可以确定了。汪曼春通过老金把东西交给老周，让老周藏在经济司。老周同时还在收集你的行踪，拍照存证。汪曼春这是在布一张网。网还没有收紧，但丝已经缠上来了。我们不能一直等着。”

明楼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明诚刚沏的，龙井，水温刚好，茶叶在杯底舒展开来，碧绿的。他放下茶杯，看着明诚。

“你记不记得，在巴黎的时候，有一个教我们密码学的老先生，叫杜邦。他讲过一句话——最好的防守，不是堵住敌人的每一条路，而是让敌人走上你替他选好的那条路。”

明诚说：“我记得。他还说过另一句话——让敌人走上你选的路，前提是你知道敌人想要什么。”

明楼说：“汪曼春想要什么？”

明诚想了想。“她想要证据。证明你有问题的证据。”

明楼说：“她为什么想要这个证据？”

明诚沉默了。他知道答案，但他不愿意说出来。明楼替他说了。

“因为她不想相信我有问题。她查我，不是因为恨我，是因为她的直觉告诉她我有问题，而她的感情不愿意接受这个直觉。所以她一直在找证据——找能证明我有问题的证据，也找能证明我没有问题的证据。她让老金往经济司送东西，让老周收集我的行踪，不是要立刻置我于死地。她是在攒。攒到足够多的时候，她会来找我。不是以情报处处长的身份，是以汪曼春的身份。她会把证据摆在我面前，问我一句——你到底是谁。”

明诚的手指在腿侧攥紧了。“大哥，如果她真的来问你，你怎么回答？”

明楼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转头看着窗外。院子里的桂花树已经开始落了，地上铺了薄薄的一层金黄。阳光照在落叶上，亮晃晃的，像碎金子。

“阿诚，老周拍的这几张照片，拍到码头工人了。那个人的脸，清清楚楚。这张照片如果落到山本一郎手里，码头那个人活不过三天。汪曼春不会把这张照片交给山本一郎，因为她要攒着。但老周不一定。老周是汪曼春的人，但他替汪曼春做事的方式，和汪曼春想的不一样。他在每张照片后面标注日期和时间，像是在写工作日志。这说明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情报人员，他更像一个——记录者。他在替某个人做记录。那个人不一定是汪曼春。”

明诚的眉头皱起来。“不是汪曼春？那是谁？”

明楼的手指在茶杯沿上轻轻转了一圈。“特高课有一个部门，叫档案课。专门收集、整理、归档所有监控对象的信息。他们不负责抓人，只负责记录。每一个人、每一个地点、每一次接头、每一辆车、每一个车牌号，全部记录在案。他们的档案室里，堆满了这种标注着日期和时间的照片。老周的手法，和特高课档案课的手法一模一样。”

明诚的心沉了一下。“你是说，老周是特高课的人？不是汪曼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