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半，天还没亮透，郑耀先就醒了。他没有立刻起身，而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听着窗外的动静。弄堂里有人在倒马桶，木刷刮着桶壁的声音很刺耳，哗啦哗啦的水声混着咳嗽声从半开的窗户缝里挤进来。楼下的煤球炉子被点着了，煤烟的味道顺着楼梯往上爬，从门缝底下钻进来，在屋子里弥漫开。

他坐起来，没有开灯，借着窗外灰蒙蒙的光穿上衣服。昨晚和衣躺下的时候，衣服压出了褶皱，他用手掌在袖子和前襟上来回抹了几把，褶皱还在，但没那么明显了。他走到墙角的脸盆架前，从搪瓷缸子里倒出半缸凉水，洗了把脸。水很凉，激得皮肤一紧，他用手掌揉了揉脸颊，直到感觉血液重新流动起来才停下。

六点整，他锁好门，下楼。弄堂口的早点摊刚支起来，油条在铁锅里炸得嗞嗞响，豆浆的热气一团一团地往上升，和煤烟搅在一起，在灰蒙蒙的空气里扯出白色的丝。他要了一碗豆浆和两根油条，坐在靠墙的长条凳上，一口一口地吃着。豆浆是甜的，油条炸得酥脆，咬一口掉渣。他吃得很慢，不是因为不饿，而是因为他习惯了在吃东西的时候想事情。

今天的事情很多，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不是梁仲春的押运队，而是下午两点山本一郎的约见。山本一郎这个人他见过两面，第一次是在特高课的办公楼里，李士群带他去拜码头，山本一郎坐在办公桌后面，从头到尾没说超过三句话，每句话都不超过五个字。第二次是在松本太郎的宴会上，山本一郎端着酒杯走过来，脸上带着笑，眼睛却像刀子一样在他身上扫来扫去，问了他三个问题：郑副主任在76号主要负责什么？郑副主任以前在重庆做过什么？郑副主任对上海目前的治安形势怎么看？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一个比一个像审讯。他当时回答得很得体，不卑不亢，既不显得巴结也不显得抗拒，但心里清楚，山本一郎在试探他。

今天山本一郎单独见他，绕过李士群，直接打电话到76号。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山本一郎想干什么？想从他嘴里套出关于李士群的事？想拉拢他，在76号里安插自己人？还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想当面核实？不管是哪一种，他都必须小心应对。山本一郎不是李士群，也不是梁仲春，他是特高课的课长，手里掌握着整个上海日本特务系统的资源，要查一个人的底细，比76号方便得多。

吃完早点，他付了钱，走到街口拦了一辆黄包车。六点半的上海还没完全醒来，马路上的汽车不多，黄包车和自行车倒是不少，铃声和车夫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经过苏州河的时候，河面上漂着一层薄薄的水雾，对岸的仓库和厂房在雾里若隐若现，像是没睡醒的巨兽蹲在水边。风吹过来，带着河水特有的腥味和工厂烟囱里飘出来的煤灰味。

到了76号门口，黄包车停下来。郑耀先付了车钱，整了整衣领，走进大门。门口站岗的还是昨晚那两个人，见他来了，啪地一个立正，举手敬礼。他点了点头，径直走进办公楼。走廊里的日光灯已经亮了，嗡嗡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他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口，掏钥匙开门。

办公室里还是昨晚走时的样子。桌上的文件夹原封不动地放着，烟灰缸里的烟头被清洁工收走了，桌面擦过了，但擦得不仔细，靠近笔筒的位置还有一圈茶杯底留下的水渍。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打开窗户透气。院子里的三辆卡车还在，车身上的露水在初升的太阳下闪着亮晶晶的光。轮胎底下的地面上有一小片水洼，是昨晚后半夜下的那场小雨留下的。

六点五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不是高跟鞋，是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的声音，步伐很重，像是小跑。郑耀先把窗户关上，回到桌前坐下。几秒钟后，门被敲响了，敲得很急，咚咚咚三下。

“进来。”

梁仲春推门进来，穿着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头上戴着一顶同样颜色的帽子，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他的脸上全是汗，尽管早晨的气温并不高，额头上却亮晶晶的，鼻翼两侧的汗珠一直在往下淌。他的呼吸有些急促，像是刚才跑了一段路。

“郑副主任，人都到齐了。”梁仲春把文件夹放在桌上，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行动处二十个人，加上司机六个人，一共二十六个人，全部在院子里集合完毕。车也检查过了，三辆车都加满了油，轮胎气压正常，备用轮胎和工具箱都在车上。武器也检查过了，二十个人每人配一支手枪，两个备用弹匣。另外还有两支冲锋枪，放在第一辆车上，以备不时之需。”

郑耀先翻开文件夹，里面是梁仲春用铅笔画的路线图，还有一页密密麻麻的人员名单和装备清单。他看得很仔细，从第一个名字看到最后一个名字，从第一项装备看到最后一项装备。看完之后，他合上文件夹，看着梁仲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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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虎在不在？”

“在。”梁仲春的喉结动了一下，咽了口唾沫，“他带队。这次他是我的副手，全程跟着我。”

郑耀先点了点头。童虎是梁仲春的小舅子，行动处的行动组组长，做事手脚麻利，枪法也好，就是脾气急躁，容易冲动。让童虎带队，梁仲春的意思很明白——这种要命的事，还是得用自己人。

“梁处长，我再跟你说一遍。”郑耀先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上海地图前面，用手指沿着地图上的一条红线划过，“你们的路线是从76号出发，走静安寺路往北，过新闸桥，走虹口方向。全程大概四十分钟。我在地图上标了三个观察哨的位置，分别在静安寺路和愚园路的交叉口、新闸桥北桥头、虹口仓库前五百米的拐角处。每个观察哨都有人二十四小时盯着，只要发现可疑情况，他们会用电话通知你。你在每辆车上都配了一个人专门接电话，电话线路我昨天已经让通讯科检查过了，不会有问题。”

梁仲春凑过来，看着地图上郑耀先用红笔标的那些小圆圈。“郑副主任，你的意思是，如果有人在路上动手，最有可能是在这三个地方？”

“不一定是这三个地方。”郑耀先的手指离开地图，转过身来，看着梁仲春，“这三个地方是我安排了人的地方。其他地方如果有人动手，我的观察哨看不到，就只能靠你自己。所以你要记住，这一路上不管经过什么地方，都不要放松警惕。特别是在路口拐弯的时候，车要减速，你要把枪保险打开，让你的人注意观察四周。如果有人拦住路，不管是什么理由，都不要停车。直接撞过去也好，掉头跑也好，总之不要停。”

梁仲春的嘴唇动了动，想要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只是用力点了点头。他的手在裤子口袋里摸了摸，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点火的时候手有些抖，火柴擦了三下才擦着。

郑耀先看着他，等他把烟点着了，才继续说。“还有一件事，如果路上真的出了状况，你记住一条——物资可以丢，车可以不要，但你的人不能死。特别是你，梁处长，你必须活着回来。物资丢了，我们可以想办法再弄。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梁仲春抽了一口烟，烟雾从他的嘴里喷出来，在早晨的阳光里翻滚。他咳嗽了一声，抬起头来，看着郑耀先的眼睛。“郑副主任，你放心。我梁某人虽然不是上阵打仗的料，但也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你交代的事，我一定办好。”

郑耀先看着他，沉默了大约三秒钟，然后点了点头。“好。七点半准时出发。”

梁仲春掐灭只抽了两口的烟，把烟头扔进烟灰缸里，整了整帽子，转身走了出去。门在他身后关上的时候，郑耀先重新坐下来，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电话那头响了三声，有人接起来，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敲了两下话筒。

“七点半出发。”郑耀先对着话筒说，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三辆车，二十六个人。路线照旧。”

电话那头又敲了一下话筒，然后挂断了。

郑耀先放下电话，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刚才那个电话，是打给他的上线陆汉卿的。陆汉卿是他在上海的唯一联系人，也是唯一知道“风筝”真实身份的人。他们之间的联络方式很简单：郑耀先打一个固定的号码，接电话的人不管是谁，都不会说话，只通过敲击话筒的次数来传递信息。刚才那两下敲击，一下是“收到”，两下是“已确认”。这是他们约定好的暗号，简单，但有效。

他睁开眼睛，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七点十分，还有二十分钟。

走廊里开始热闹起来。行动处的人在楼下院子里集合，脚步声、说话声、拉枪栓的声音混在一起，从打开的窗户里飘进来。有人在喊口令，有人在报数，还有人不知道说了什么笑话，引起了一阵哄笑。梁仲春的声音夹在中间，比平时高了几度，听起来像是在骂人，但又没有真的发脾气，只是那种紧张的亢奋。

郑耀先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的人。二十个行动处的人站成两排，都穿着便衣，有的是短衫，有的是长衫，颜色以灰色和黑色为主。腰里都别着手枪，枪套鼓鼓囊囊的。童虎站在队伍最前面，一边抽烟一边和梁仲春说话，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大概是路线图之类的。司机们蹲在卡车旁边，各自检查着自己的车。有人在用脚踢轮胎，有人在掀开发动机盖看里面的零件，还有人爬上车厢整理油布。

七点二十五分，梁仲春吹了一声哨子，让所有人登车。二十个人分成三组，分别上了三辆卡车。童虎上了第一辆，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梁仲春上了最后一辆，坐在车厢里，和那支冲锋枪待在一起。车门关上的声音很响，砰砰砰三声，像是什么东西撞击在铁皮上。发动机启动了，三辆卡车的排气管同时冒出黑烟，在院子里翻涌，柴油燃烧的气味灌满了整个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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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耀先站在窗前，看着三辆卡车依次开出76号的大门。第一辆，第二辆，第三辆。每辆车经过大门的时候，站岗的卫兵都会立正敬礼。卡车拐上马路，加速，车身颠簸了一下，然后平稳下来，沿着马路往北开去。车顶上，清晨的阳光照在绿色的帆布上，泛着一层灰蒙蒙的光。

三辆车消失在路口拐角处的时候，郑耀先抬起手腕看了看表。七点三十二分。比预定时间晚了两分钟。

他放下手腕，转身回到桌前，拿起电话，拨了观察哨的号码。第一个观察哨，静安寺路和愚园路的交叉口。电话响了两声就有人接起来，接电话的人只说了一个字：“在。”

“车队刚出发，三辆车，二十分钟左右经过你那边。”

“明白。”

他挂了电话，又拨了第二个观察哨的号码。这次接电话的人连“在”字都没说，只是咳嗽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