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在药房门口站了不到两分钟，脑子里已经转过了六种方案。

每一种都不够稳妥。巷口那个便衣的位置卡得太精准——他站在巷口偏北三米的位置，视线恰好能覆盖整条巷子的纵深，同时自己的后背靠着日本侨民学校的外墙，不存在被人从背后靠近的可能。这个站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不是普通的治安巡查。郑耀先判断此人是特高课反谍组的便衣，军衔应该和森田平级或者稍低，但经验丰富程度不逊于森田。

他收回目光，转身走进药房。

药房不大，四壁都是装药材的木抽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苦涩的气味。柜台后面站着一个六十来岁的老药剂师，戴着老花镜，正在用小戥子称药材。他看到郑耀先进来，放下戥子，摘下眼镜。

“先生要抓什么药？”

郑耀先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预先写好的药方。这张药方是昨天傍晚在办公室随手写的，上面列了五味药——当归、白芍、川芎、熟地、党参——是一张补血养气的常见方子，在任何药房都能抓齐。他写这张方子的时候，还没有想到会用在这上面，只是为了在离开76号时如果遇到盘问，可以有一张真实的药方作为出门理由。

现在这张方子有了新的用途。

“照这个方子抓一剂。”郑耀先把方子递过去。

老药剂师接过方子看了一眼，点了点头，转身开始从各个抽屉里取药。他的动作很慢，每一次打开抽屉都要看半天标签，每称一味药都要反复核对戥子上的刻度。郑耀先站在柜台前等着，手指在柜台上不急不缓地敲着。

他不急。外面的便衣在巷口站着，不会马上离开。他需要一个时间窗口——便衣换班或者暂时离开的窗口。如果等不到这个窗口，他就必须换一种方式。时间还够，现在才十一点二十。

老药剂师称完五味药，把药包好，用麻线扎紧，放在柜台上。“先生，您的药。”

郑耀先付了钱，拿着药包走出药房。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站在药房门口，点了一支烟，像是在等车的样子。他的目光在街道上缓缓扫过——花园路巷口的便衣还在，推着垃圾车的清洁工已经从巷子另一头出去了。街对面的吴淞路上，一个卖豆腐的小贩正推着板车经过，板车上的铜铃叮当作响。更远处，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侨民学校正门附近，车牌是虹口地区的号段，但车身擦得太干净了，不像是这个时间应该有的状态。虹口这一带的轿车平时都蒙着一层灰，因为靠近苏州河，河风带起的灰尘很大。这辆车一尘不染，说明有人刚刚擦过，或者说这辆车停在车库里的时间比在路上的时间长得多。

特高课的监视车。

郑耀先把烟灰弹掉，转身往吴淞路的方向走。他没有往花园路巷子那边靠近，而是朝相反方向走，绕过侨民学校的正面，从学校东侧的教学楼旁边的小路绕到了学校的另一侧。这一侧是学校的侧门，正对着一条叫狄思威路的小街。侧门关着，门卫室里坐着一个日本老头，正低着头看报纸。

郑耀先没有在侧门停留，继续沿着狄思威路往北走。走了大约两百米，他拐进了一条更窄的里弄。这条里弄的名字在地图上叫宝安里，是一条死胡同，尽头是一堵墙。墙上有一扇生了锈的铁门，门后就是侨民学校的操场。这扇铁门平时是锁着的，只有学校举办运动会或者有大型物资进出时才会打开。

铁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锁上已经积了一层铁锈，看起来很久没被人动过了。

郑耀先走到铁门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钥匙串上除了办公室和住所的钥匙之外，还有几把备用的万能钥匙——不是专业的开锁工具，而是几把不同型号的旧钥匙，经过手工打磨后可以对付一些简单的弹子锁。这把大铁锁是普通的四柱弹子锁，品相很老，锁芯里面可能已经锈蚀了，但结构并不复杂。

他选了一把磨损最严重的旧钥匙，插进锁孔，轻轻试探锁芯的弹子位置。手指感受着锁芯内部的阻力——第一颗弹子卡住了，需要往回调半毫米。他调整了插入深度，再次轻轻转动。锁芯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咔嗒声，第二颗弹子也被拨开了。然后是第三颗、第四颗。整个过程用了不到四十秒，大铁锁应声弹开。

郑耀先把铁锁取下来放在地上，推开铁门。门轴发出低沉的摩擦声，铁锈碎屑从合页上簌簌落下。他侧身走进门内，然后把铁门重新合上，但没有锁——铁锁挂在门闩上，从外面看和锁着没有区别。

操场上空无一人。操场不大，地面是夯实的泥土，上面铺了一层煤渣。操场北侧紧挨着学校的后墙，后墙高约两米五，用青砖砌成，墙头插着碎玻璃。后墙外侧就是刚才那条窄巷子，那个便衣就站在巷口的位置。

郑耀先穿过操场，贴着学校后墙的内侧往东走了大约三十步。这个位置在他记忆中对应着后墙外侧的一块松动的砖头——四号信箱就在那块砖头后面。他在墙根处蹲下来，仔细观察墙体。三年前他布置这个信箱时，是从墙外侧把一块砖头掏松，在砖头后面的空隙里塞进了一个铁皮盒子。铁皮盒子用来防水防虫，盒子内部的空间可以塞一根手指粗细的纸捻。三年过去了，这块砖头的外观看上去和周围的砖头没什么区别，只有在砖缝处能看到轻微的撬动痕迹。

小主，

他需要在不被巷口便衣察觉的情况下，从墙内侧确认信箱是否还完好，并且清除信箱内部可能残留的任何痕迹。声音是最大的风险因素。窄巷子里很安静，任何敲击砖块的声音都可能传到巷口便衣的耳朵里。他必须完全无声地操作。

郑耀先从西装内侧口袋里取出一把折叠小刀，打开刀刃，然后从操场上捡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煤渣。他先用小刀沿着砖缝轻轻刮了一遍，把三年积下的泥垢清理掉，然后用煤渣的棱角卡住砖块的边缘，一点一点地往外撬。煤渣和砖块之间的摩擦声极小，几乎被操场上的风声遮住了。砖块松动了，露出后面一个深约十厘米的空洞。

他把手伸进空洞里摸了一圈。铁皮盒子还在，表面冰凉，有一层薄薄的灰。他把盒子取出来，打开盖子——里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这个信箱三年来从未被使用过，今天是第一次面临暴露的风险。

郑耀先把铁皮盒子放在膝盖上，取出打火机，点燃了盒子里外附着的蛛网和灰尘。火苗在铁皮上烧了十几秒，焚尽了所有有机残留物。然后他把铁皮盒子翻过来，用打火机的外壳刮掉盒子底部可能黏附的指纹痕迹——虽然隔了三年，指纹残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不能冒这个险。刮完之后，他用手帕把盒子内外擦了一遍，确保没有任何可以提取的生物痕迹。

接下来是砖头本身。他把砖头取出来，在砖头背面——即朝向洞内那一面——用小刀刮掉了沾在上面的霉菌和灰泥。砖头上没有留下指纹，因为三年前他布置信箱时戴了手套。但砖缝里的泥垢中可能混有手套上的纤维残留，虽然经过了三年风雨侵蚀，这种残留被检测出来的概率几乎为零，但他还是用刀刃把砖缝里的泥全部剔干净了，然后从地上抓了一把新的煤渣填进砖缝。

做完这些，他把铁皮盒子重新塞进空洞，把砖头推回原位。手指确认砖面与周围墙体齐平后，他又从地上抓了一些煤渣混着泥，填在砖缝外面抹平。现在即使有人从墙外侧仔细检查这块砖头，也看不出它曾经被人动过——砖缝的填充物是新的煤渣和泥，颜色质地和周围一致，没有任何撬动痕迹。

空心洞还在，但已经不再是一个“信箱”了。它只是一个墙洞里塞了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没有任何信息，没有任何指向性的痕迹，没有任何可以被认定为情报传递工具的证据。即使特高课反谍组在排查中发现了这块松动的砖头并打开检查，他们能找到的只是一个生锈的空铁盒，埋在墙里不知道多少年了。这块砖头松动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墙体年久失修、小孩淘气掏挖、之前维修时遗漏的痕迹——每一种解释都比“死信箱”更加可信。

郑耀先站起身，沿着原路穿过操场，推开铁门回到宝安里。他把铁门重新锁好，铁锁归位，然后在铁门前的里弄地面上来回走了几圈，用鞋底抹掉了铁门附近地面上的脚印。这条里弄是死胡同，地面是泥土和煤渣混成的，很容易留下鞋印。他用鞋底反复碾压了几遍，让地面上的痕迹变得模糊不清，和其他随机留下的旧脚印混在一起。

做完这一切，他走出宝安里，回到狄思威路上。时间是十一点四十分。从进入里弄到出来，整个过程用了不到二十分钟。效率很高，成果也很明确——四号信箱的物理痕迹被全部清除了，唯一的代价是四号信箱本身不能再使用。这意味他丧失了虹口地区唯一的紧急死信箱，传递莱特岛情报和机床转移情报的渠道又少了一条。

但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一个死信箱的安全边际一旦被突破，就必须立即废弃。死信箱的运作逻辑不是“尽量使用”，而是“一旦怀疑就停用”。宁可废弃十个安全的信箱，也不能留一个可能已经暴露的信箱。这是陆汉卿教给他的第一课。

郑耀先沿着狄思威路往南走，脑子里已经开始重新计算情报传递的替代方案。

四号信箱废了。三号信箱在南市药材铺，取信周期三天一次，今天周二，下一次取信是周四，太慢。一号信箱在法租界霞飞路书局柜台下，取信周期一周一次，更慢。二号信箱在吴淞路松本杂货铺，昨晚已经判定为不安全。

四个死信箱全部无法使用。

他需要另辟蹊径。

回到吴淞路上，郑耀先往档案分馆的方向走。经过松本杂货铺门口时，他注意到那个穿着灰色和服的日本老妇人还在门口扫地。铺子门口的信报箱依然钉在门框上，那把铜挂锁反射着阴天的光。他脚步不停地走过去，目光在信报箱上方那块新油漆上只停了不到零点五秒。

那个信箱也不安全。但他不必清除它，因为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能追到他身上的痕迹。他三年前布置二号信箱时和四号信箱用的是同样的手法——戴手套、不留指纹、不使用任何带有个体特征的物品。二号信箱即便被特高课发现，也追踪不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