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清晨，法租界霞飞路在两排法国梧桐的掩映下安静地躺在晨光里。路面上还残留着洒水车经过后的水迹，倒映着行道树光秃秃的枝丫和路边红砖公寓楼的尖顶。沿街的商铺大多还没开门，卷帘门紧闭，只有几家面包房和咖啡馆的门口飘出清晨第一炉面包的焦香气。
郑耀先比约定的时间早了将近一个钟头就到了霞飞路。他没有直接去面包房，而是沿着马路对面的人行道慢慢走了一遍，目光在不经意间扫过每一个路口、每一条弄堂口和每一扇沿街窗户的位置。这是他的习惯——在任何接头之前先把周边地形走一遍，确认撤退路线，排除埋伏的可能。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呢子大衣，围着一条藏青色的羊毛围巾，头上戴着一顶软呢帽，帽檐压得不高不低。这一身装扮在法租界周末清晨的霞飞路上再普通不过——他就是千千万万个周末出来买早餐的上海中产阶级市民中的一个。
面包房在霞飞路中段，门面不大，墨绿色的遮阳篷上用白漆写着法文“Boulangerie”，旁边挂着一个小木牌，上面是中文“杜瓦勒面包房”。橱窗里摆着几排刚出炉的法棍和可颂，玻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雾。面包房的隔壁是一家旧书店，书店旁边是一条通往后面居民区的窄弄堂。面包房对面是一家还没开门的钟表店和一家正在卸货的杂货铺。
郑耀先在面包房对面的杂货铺门口停下来买了一包烟，借着付钱找零的时间用余光扫了一遍面包房门口的情况。上午的阳光照在面包房的墨绿色遮阳篷上，投下一片柔和的阴影。橱窗里的白玫瑰在晨光中显得格外鲜润。门口没有闲人，没有停在路边的可疑车辆，弄堂口也没有卖香烟的小贩——这种角色通常都是便衣蹲守时最喜欢用的伪装身份。整条街安静得和任何一个周六清晨一样。
他把烟盒揣进大衣口袋里穿过马路，推开了面包房的门。
门上的铜铃叮铃响了一声。面包房里的空间不大，靠墙是一排玻璃柜台，里面摆着各种面包和甜点。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穿白色围裙的面包师，正在把刚出炉的法棍整齐地码进藤编篮子。店里唯一的顾客站在柜台前面，微微弯着腰正在端详玻璃柜里的一排可颂。那人穿着一件深棕色的皮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背对着门，听到门铃响也没有回头。但郑耀先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背影——明楼。他的站姿和平时在行政院走廊里端着公文包走路时不一样，肩膀微微放松，重心落在左脚上，右手随意地插在裤子口袋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慵懒的周末气息。这种气质切换得极其自然，如果不是郑耀先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根本不会把眼前这个悠闲地挑选面包的人和那个在上海政经两界翻云覆雨的经济司首席顾问联系在一起。
郑耀先走到柜台前站在明楼旁边，没有看他，目光落在柜台里的面包上。他用手指轻轻敲了敲玻璃柜，对面包师说：“今天的法棍烤得有点硬。”
明楼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他直起腰侧过头看了郑耀先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只有两个人心知肚明的默契。“再硬也比不上前年的冬天。这家店的法棍就是这样的，外表硬，掰开之后里面是软的。习惯就好。”他顿了顿，从柜台上的藤编篮子里拿起一根法棍掰成两段，将其中一段递给郑耀先，“来，尝尝。”
郑耀先接过那半根法棍。面包皮很硬，但掰开之后里面冒着热气，柔软温热。这个动作只有他们两个自己明白——半根法棍，掰开分着吃，意味着信任和对等。明楼用这个动作告诉郑耀先：从现在开始我们之间没有上下级之分，你手里握着我的一半情报，我手里也握着你的一半。
明楼转身对面包师说了句法语，面包师点了点头便放下手里的活计摘下围裙走进了后厨。店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咖啡机的蒸汽声在安静的空气中嘶嘶地响着。明楼端起柜台上两杯刚做好的浓缩咖啡，递了一杯给郑耀先，然后靠在柜台上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开始说话。
“陆汉卿两天前通过内部渠道向我发出了一份协查请求，要求调阅三年前延安发给上海地下党的一份秘密指示的原始电报底稿。那份电报的内容是关于如何甄别和处置党内叛徒的，属于绝密级别，原件由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保管。当时负责接收和存档这份电报的人有三个——延安的机要员，苏北根据地的机要科长，还有一个人在上海。上海这边的接收人，代号叫‘渔夫’。”
郑耀先端着咖啡杯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渔夫——这个代号他曾经在梁仲春口中听到过一次。当时梁仲春在食堂里告诉他，行动处上个月抓了一个无锡的药贩子，那人供出的货来自一个代号“渔夫”的人。梁仲春查了三个月没查到渔夫是谁，但查到了货的批次编号和76号查扣后被经济司调拨走的那批药品完全吻合。郑耀先当时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渔夫这个名字，但一直没有深入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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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夫是不是就是梁仲春查的那个物资调拨经手人？”他问。
“就是他。”明楼用小勺搅着咖啡，目光盯着杯子里旋转的深色液体，“渔夫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物资调配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代号渔夫的意思是‘渔人得利’——他负责在76号查扣的物资和经济司的调配物资之间寻找灰色地带，把截留下来的物资以合法手续转拨出去。但他在三年前就已经被特高课秘密逮捕了。被捕之后他叛变了。他供出了上海地下党三个交通站的位置和六名核心成员的代号，导致上海地下组织在民国二十九年冬天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那次打击你清楚——前年冬天，我们在上海的同志冻伤冻死的至少有十几个。”
郑耀先沉默地点了点头。前年冬天的惨剧他亲身经历过，那些被冻伤的交通员就是在明楼冒着巨大风险用经济司车队连夜运出城才活下来的。他用手指在咖啡杯的杯沿上转了一圈，压低声音问：“渔夫的真实身份现在查实了吗？他潜伏在我们组织内部用的化名是什么？”
明楼没有直接回答。他放下咖啡杯从皮夹克的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牛皮纸信封放在柜台上，用手指压在信封上。“渔夫的真实身份和目前在伪政府内的公开职务，全部写在这封信里。你可以拿回去自己看，看完之后烧掉。但我要提前告诉你——这个人你认识，而且和你在76号有过直接的工作交集。陆汉卿让我把这份材料转交给你，因为接下来你有一项紧急任务。”
他顿了顿，抬眼看向郑耀先，声音压得极低。“渔夫在得知陆汉卿已经开始追查他之后，通过特高课的关系向山本一郎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里列出了他怀疑可能也是中共潜伏特工的几名伪政府官员名单。名单上目前已知的人包括我，可能还有明诚。你的名字有没有被列入，目前还不清楚。这份报告是上个周五提交的——也就是你抓捕阿坤的前一天。山本之所以突然加大对太仓线和76号的调查力度，直接导火索就是这份报告。他拿到名单之后开始逐条核实，而第一个突破口他选在了太仓线的物资流向上，因为他知道那是我们组织在上海最粗的一条运输动脉。你这段时间所承受的所有压力，汪曼春对你的试探，高桥诚撬你抽屉，梁仲春被提前约谈，特高课从东京调来的电台定位车——所有这些事，归根结底都指向同一个源头：渔夫的叛变和他的那份秘密报告。”
郑耀先的手指在咖啡杯的瓷壁上缓缓转了两圈，把从抓捕阿坤那天开始发生的一切串成了一条完整的因果链。山本一郎调阅物资调拨数据、突击约谈梁仲春、在午餐会上用观察期制度漏洞向他发难、高桥诚撬暗格、周世昌被安插在后勤总务处做眼线——所有这些零散的攻势都源自同一只手在背后推动。渔夫潜伏在上海地下党内部长达三年，掌握着大量关于物资调配网络和人员身份的情报。他的叛变是郑耀先潜伏以来遭遇的最危险的一次内部泄密。
“渔夫现在在哪里？”郑耀先问。
“不在上海。特高课在上周五接到他的秘密报告之后就把他转移了，目前位置不明。山本在保护他的安全，因为他是最重要的人证。这次除掉渔夫的任务由我来执行，但前期情报准备工作需要你协助——我需要76号内部关于特高课近期人员调动和车辆调度的全部记录，越详细越好。这些记录能帮我判断渔夫可能被藏匿在上海周边的哪个区域。”明楼端起咖啡杯将最后一口咖啡一饮而尽，苦涩的浓缩咖啡在舌尖上留下一阵持久的回甘。
郑耀先把那半根法棍放在柜台上，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钢笔和记事本撕下一页纸，在上面快速写了几行字，然后将纸条折好递给明楼。“76号内部车辆调度记录每周一上午更新一次。我可以在下周一把特高课近两周的所有车辆调度记录整理出来，通过情报处和经济司的例行公文交换送到明诚手里。这份东西走的是正常公务程序，不需要你和我直接接触。”
明楼接过纸条放进皮夹克内袋里，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推到郑耀先手边。“这份材料你回去看。看完之后如果发现名单上有你认识的人——或者你自己在上面——不要慌。渔夫的名单只是他个人的怀疑，不是确凿证据。山本到目前为止拿不到任何一个名字的实质性证据，所以他才会在太仓线上花这么多精力做交叉比对。只要我们在山本之前除掉渔夫，他的名单就是废纸一张。”
郑耀先把牛皮纸信封折好放进呢子大衣内侧的暗袋里，拉开门走出了面包房。铜铃叮铃响了一声。霞飞路上的阳光比刚才更亮了一些，街上的行人也多了起来。他没有回头看面包房的橱窗，但他从余光里能看到橱窗里那几枝白玫瑰还在原来的位置。
周六清晨，法租界霞飞路在两排法国梧桐的掩映下安静地躺在晨光里。路面上还残留着洒水车经过后的水迹，倒映着行道树光秃秃的枝丫和路边红砖公寓楼的尖顶。沿街的商铺大多还没开门，卷帘门紧闭，只有几家面包房和咖啡馆的门口飘出清晨第一炉面包的焦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