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尽头的会议室门半敞着。郑耀先跟着副官走到门口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烟味——不是普通卷烟的味道，是日本军用的旭日牌香烟特有的辛辣气息。山本一郎坐在会议桌的上首，面前的烟灰缸里积着两根烟蒂，烟雾还在桌面上方飘着没有散尽。

山本的坐姿很直，肩背绷着，像一把收在鞘里的军刀。他面前摊着一份文件，封面贴着红色标签。郑耀先扫了一眼——不是汪曼春刚才送来的暗查材料，那包材料还封着口放在桌角。山本在明楼走后没有马上打开它，说明在刚才的谈话中，明楼说的话比这份材料更让他关注。

“坐。”山本用下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说的是中文，带着日本腔的生硬。

郑耀先坐下来，把公文包放在脚边。副官退出去关上了门，会议室里只剩两个人。百叶窗拉了一半，雨水顺着玻璃窗往下淌，在外面灰蒙蒙的天光里划出一道道扭曲的水痕。

“太仓封锁的协调会推迟了。”山本开门见山，“推迟的原因是我需要先和你单独谈一件事。”

他翻开面前的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张纸。纸很薄，是打字机打出来的，隔着桌面郑耀先能认出那是特高课内部的报告格式——抬头有编号和密级印章。

“苏州河废弃货仓今天上午发现了两具尸体。76号行动处的人先到现场，梁仲春报给了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部通知了我。”山本把那张报告纸放在桌上，手指压在纸面上，“死者是海军军令部的人。一个叫木村忠雄，海军少佐，隶属于军令部驻上海情报课。另一个叫佐藤健一，海军军令部翻译官，负责中文情报的译报工作。”

山本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他的中文水平不差，但在这个场合他刻意放慢语速不是为了让人听清，而是在观察听者的反应。

“郑副主任今天中午去了现场。我想听听你的判断。”

郑耀先没有马上回答。他先让自己进入一个76号副主任该有的状态——从一个反谍情报官员的角度，而不是一个潜伏者的角度，来分析这起命案。山本要的不是情绪反应，是专业判断。而专业判断本身就是最好的伪装。

“两人都是后脑中弹，近距离开枪，没有挣扎痕迹。”郑耀先说，“凶手很可能是他们认识的人，至少是不会让他们起疑的人。凶手靠近他们时，他们没有拔枪，没有呼救，甚至没有转身。这种处决方式通常出现在内部清洗中。”

“武器的判断。”

“童虎看了枪伤，判断是九毫米口径。现场的弹壳没有找到——凶手可能捡走了。但从弹头入口的形状和烧伤痕迹看，很可能是南部十四式手枪。”郑耀先顿了一下，把下一句话放在最关键的位置上说出来，“南部手枪是日本制式配枪，海军和陆军都有。但上海的海军情报课去年换装了一批德国造瓦尔特P38，这个信息我在军统时接触过。如果死者是海军的人，凶手用的又是南部，那么凶手大概率不是海军内部的——要么是陆军的人，要么是特高课。”

他说完这句话时，山本的手指在报告纸上轻轻敲了一下。

“你继续说。”

“两个海军情报课的人出现在苏州河废弃货仓，这件事本身就不正常。废弃货仓在闸北，闸北不是海军的防区。海军的人在陆军的地盘上活动，一定是冲着某个目标去的。而废弃货仓附近最近发生的最敏感的事——就是渔夫的关押。”

山本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你认为他们在找渔夫。”

“我只是根据手头的信息做合理推断。”郑耀先的语调保持在一个纯粹技术分析的位置上，不带任何情感，“渔夫掌握的情报涉及太仓线，太仓线从浏河口到吴淞口这一段恰好是海军的防区。海军如果在自己的防区里发现有抗日武装通过水路运输物资，而特高课掌握着关于这条运输线的关键情报却没有共享——海军会怎么做？”

“他们会自己来找。”山本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动作很重。

“对。他们找到了废弃货仓。然后被杀了。杀他们的人用的是南部手枪——凶手不希望海军的人查下去，或者凶手在替某个人善后。”郑耀先停了一下，“还有另一种可能。渔夫在给海军提供情报。”

这句话落在会议桌上，像一块石头扔进平静的水面。山本的脸色没有明显变化，但他的右手从桌上移到了膝盖上——这是他在思考时下意识的动作，郑耀先在协调会上就注意到了。山本每次遇到意外的、需要重新评估的信息时，就会把手从桌上移开。这个身体语言比任何表情都诚实。

“你有什么依据？”山本问。

“没有直接依据。但我可以提供一个逻辑链条。”郑耀先将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身体微微前倾，进入一种分析汇报的姿态，“渔夫是中共地下党出身的叛徒，策反他的人是特高课。对于一个叛徒来说，最大的恐惧不是被原来的组织追杀——是失去利用价值后被人抛弃。渔夫很清楚，一旦他把太仓线的情报全部吐完，他在特高课眼里的价值就会大幅下降。为了不被抛弃，他需要另一个买家。海军情报课恰好是他的选择——太仓线穿越海军防区，海军有需求，渔夫有情报，一拍即合。”

小主，

“如果他在为海军做事，为什么还要继续给我们提供太仓线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