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车回到76号时天已经黑透了。

院子里的水银灯亮着，在湿漉漉的水泥地面上投下冷白色的光圈。梁仲春先下了车，站在车门旁点了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皮鞋上沾的煤渣泥，骂了一句什么，往行动处方向走去。

郑耀先从另一侧下车。他没有急着进楼，而是在院子里站了片刻。雨完全停了，空气中残留着雨后特有的土腥味，混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叶子上的水珠被风吹落时发出的细碎声响。他的目光扫过停车场——汪曼春的车还在，办公室的灯也亮着。她今晚又加班。

回到办公室，郑耀先把公文包放在桌上，脱下大衣挂在门后。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打开台灯，摊开一份明天要报给李士群的太仓封锁周报，拿起钢笔。笔尖落在纸上，写了两行又停下来。

他写不下去。

审讯室里渔夫最后那个回头的眼神一直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那双深陷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是认命还是释然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求饶，更像是一个在黑暗里走了太久的人终于看到了尽头的光。渔夫知道自己的结局。从他向山本承认那批药品是他交出去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算清楚了自己的账。

郑耀先从笔筒里抽出另一支钢笔，拧开笔帽，在便签上写了一行速记符号。写完后他把便签折好放进衣袋，站起来重新穿上大衣，走出了办公室。

他没有从正门离开，而是从侧门拐进了76号楼后面的小巷。这条巷子很窄，两侧是高墙，地上铺的是碎砖头，走上去硌脚。他摸黑走到底，翻过一道矮墙，落在相邻的弄堂里。弄堂口有一家还在营业的小酒馆，门帘透出昏黄的灯光，里面传出喝酒划拳的嘈杂声。郑耀先穿过弄堂，在西藏路上叫了一辆黄包车，说了个地址。

二十分钟后，他在福州路一条僻静的里弄前下了车。这条里弄叫贻德里，和顺兴茶馆隔了三条街，是陆汉卿布设的三号备用接头点。弄堂口有一家卖夜宵的馄饨摊，摊主是个瘸腿的老头，正在往锅里下馄饨。郑耀先在馄饨摊前坐下来要了一碗，摊主看了他一眼，用长柄勺在锅沿上敲了三下——这是安全信号。

他刚吃了两个馄饨，一个穿灰布棉袍的身影就坐到了他对面。陆汉卿这次戴了一顶旧礼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他也叫了一碗馄饨，往碗里加了两勺辣椒，然后用筷子慢慢地搅着。

“审讯结果。”郑耀先低着头吃馄饨，嘴唇几乎不动地说，“渔夫承认通过一条幽灵航线向苏北输送了四批医疗物资，买主是新四军苏南特委直属武工队副队长曹文标。山本已经拿到了曹文标的口供和航线记录，证据链完整。渔夫辩称动机是贪财自保，不是通敌。山本没当场表态，但已经下令撤销对渔夫的一切保护待遇，明天一早送回青浦关押点交军法处处置。实际上等于判了死刑。”

陆汉卿听完，筷子在碗里停了一下。“曹文标这个人我知道。上个月在江阴被捕，当时苏南特委就判断他可能扛不住。没想到他供出了渔夫。”

“曹文标的供词里有没有涉及到其他人？”

“目前没有。”陆汉卿说，“苏南特委在曹文标被捕后已经做了紧急切割，所有和他有过直接联系的人员全部转移。他只知道渔夫这一个接头人，别的不清楚。但曹文标的供词对渔夫来说是致命一击——它证明了渔夫在出卖太仓线的同时也在往苏北送东西。这件事让山本意识到自己被耍了三年。”

“渔夫为什么要往苏北送东西？”郑耀先问出了那个一直困扰他的问题，“他已经在为特高课做事了，为什么还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往回送？如果说是为了钱，他送的那些手术器械在黑市上根本卖不上价。”

陆汉卿沉默了一会儿。馄饨摊的马灯在夜风里摇晃，光影在两人脸上忽明忽暗。

“人的心不是一块铁板。”陆汉卿的声音压得很低，“渔夫叛变之前是物资调配委员会的骨干。他经手过的每一批药品、每一卷绷带、每一把手术钳，都是运给前线的。他亲手把这些东西从上海送到苏北，他知道这些东西能救谁的命。叛变之后他出卖了二十多个同志，那是事实。但他坐在特高课的安全屋里写供词的时候，每天晚上闭上眼看到的是什么？是他亲手送出去的药品被截获的消息？还是那些因为他出卖而死去的同志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