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鹤鸣带人去物资调配委员会传唤钱伯钧的那个早晨，上海又下起了雨。雨势比前一天更大，豆大的雨点砸在灰楼的铁皮屋顶上，发出密密麻麻的鼓点声。苏州河的水位涨了半尺，浑浊的河水裹挟着上游冲下来的枯枝和垃圾，拍打着灰楼后面的石砌堤岸。

汪曼春站在二楼办公室窗前，看着雨幕中模糊的河对岸。她的双手交叠在胸前，右手的食指在手背上轻轻敲着，节奏和雨点砸在玻璃上的频率几乎一致。桌上放着许鹤鸣临走前留下的传唤文件副本，旁边是那四组证据材料——被回形针别得整整齐齐的损耗报告和环境记录。老周的笔迹鉴定报告放在最上面，牛皮纸封面上用红笔标注着“传唤质证材料”六个字。

许鹤鸣是早上七点出发的，带了一辆轿车和一辆带篷的卡车。轿车里坐着他自己和一名书记员，卡车里是行动组的四个人。按照汪曼春的估算，从灰楼到物资调配委员会开车只要二十分钟，加上进出和找人，九点之前应该能回来。但现在已经快九点半了，楼下的大铁门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汪曼春的手指停止了敲击。她没有打电话催问——在传唤过程中，许鹤鸣需要集中精力处理各种突发情况，一个不合时宜的电话可能打乱他的节奏。但她心里已经在预演各种可能的变故：钱伯钧不在办公室，钱伯钧拒绝配合，钱伯钧的上司出面阻挠，或者南京那边提前得到了消息。这些可能性每一种都在她的预案中占有一席之地，她不是一个会站在原地干等的人。

她走回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拨了顾维明在走廊尽头的分机号码。

“顾先生，你那边有什么新发现吗？”

顾维明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显然又是熬了一夜。他说：“汪处长，我昨晚把十二月异常核销的每一笔都逐条追踪了。这些核销单据在账面上的处理方式有一个共同规律——全部用的是‘一次核销法’，也就是整批物资一次性全额核销，不走分批核销流程。正常的损耗核销几乎从不用这种极端方式，因为即使是渗漏或霉变，也不可能整批物资全部报废。这个规律说明，操作这些核销的人根本不在乎账务处理的合理性，只在乎速度——越快把账面清干净越好。”

汪曼春在笔记本上记下“一次核销法”四个字，圈了一个圈。然后她问道：“宋学仁代签的那几笔，和这个规律一致吗？”

“完全一致。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细节——张启山签字的所有核销单，日期都集中在月初和月中。而宋学仁代签的核销单，日期全部在十二月下旬。从十二月二十号开始一直到月底，这段时间张启山的签字突然消失了，全部由宋学仁代签。汪处长，这个时间窗口和张启山自己说的赵福生病重住院的时间是重合的。也就是说，在赵福生住院、张启山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宋学仁接管了核销审批权。”

汪曼春握着话筒的手指微微收紧。宋学仁。这个调拨科科长在短短十天里集中审批了大量的异常核销单据，如果这些单据中有伪造赵福生签名的那两张，那么宋学仁就是那个用死人名义调动敏感物资的人——或者说，至少是参与者之一。

“这些情况你整理好了放在我桌上。我今天要提审钱伯钧，你的分析报告会是重要的质证材料。”

她挂了电话，重新站到窗前。雨还是很大，没有停的意思。她低头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九点四十二分。就在她准备让楼下的值班员去物资调配委员会看一眼的时候，铁门外传来了汽车喇叭的声音。

那辆黑色轿车和带篷卡车一前一后驶进了灰楼的院子。车轮碾过积水的路面，溅起大片水花。轿车停下后，副驾驶的门先开了，书记员从里面钻出来，撑开了一把伞。然后后座的门才打开，许鹤鸣出来了，他的脸色不太好，嘴唇抿得紧紧的，眉间有一道很深的竖纹。

汪曼春的心里沉了一下——许鹤鸣这个表情，意味着传唤过程中出了什么状况。

许鹤鸣没有立刻上楼。他转身对着卡车后车厢说了句什么，然后后车厢的帆布帘子被掀开了。行动组的两个人先跳下来，然后把一个身材微胖、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架下了车。那人显然是被临时拘留了——他的中山装左肩处被扯破了一道口子，领口歪到了一边，头发也被雨水打得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但他的腰挺得很直，脸上没有恐惧，只有一种紧绷的、近乎倔强的沉默。这个人就是钱伯钧。

汪曼春从窗口看下去，和钱伯钧的目光对视了大概一秒钟。隔着雨幕和两层楼的高度，她看不清楚他的全部表情，但她看到了他的眼神——那是一种做好了准备的眼神。一个被传唤的嫌疑人通常会有两种眼神：一种是恐惧，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另一种是挑衅，觉得自己有靠山对方不能把自己怎么样。钱伯钧不属于这两种。他的眼神很沉静，像一个知道自己要上战场并且已经把后果算清楚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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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曼春从窗前转身走回办公桌前，把桌上的材料整理好。然后把窗帘拉上一半，让房间里的光线暗下来——暗光环境对审讯有利，会让被审讯者感到更压抑。

几分钟后，楼梯上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许鹤鸣推门进来，雨水顺着他的雨衣下摆滴在地板上，形成一小摊水渍。他走到汪曼春面前，低声说：“汪处长，出了点意外。我们到物资调配委员会的时候，钱伯钧已经不在办公室了。他的科员说他一早就被南京内政部的人叫走了，说是要核实几份损耗报告的存档情况。我赶紧带人去了内政部驻沪办事处，在门口等了二十分钟才把他截住。他当时正准备上一辆南京牌照的车离开，我出示了山本课长的传唤令，把他拦下来了。”

汪曼春的眉头皱了一下。“南京内政部的人呢？”

“他们没拦。传唤令上有特高课和宪兵队的联署印章，内政部的人看了一眼就让开了。但整个过程里钱伯钧很平静，没有反抗，也没有多问，好像早就知道我会来。”

汪曼春走到门口，朝走廊里看了一眼。钱伯钧被行动组的两个人按在一把靠墙的长椅上坐着，身上的雨珠顺着裤管往下滴，在水泥地面上形成一小片水迹。他低着头，看着自己交叉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嘴唇一动不动，整个人像一块被放在椅子上的石头。

“把他带到审讯准备室。先让他坐半个小时。不给水，不跟他说话，房间里不要开灯。”汪曼春对许鹤鸣说，“你去换身干衣服，把带回来的材料整理好，半小时后过来记录。”

审讯准备室在三楼走廊尽头，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铁桌、两把铁椅和一盏吊在天花板上的白炽灯泡。墙壁是灰扑扑的水泥原色，上面有几道用指甲刮出的划痕，还有一些说不清来源的暗色斑点。空气里有一股东京审讯室里常见的气味——铁锈、汗水和一种极淡的消毒水混合的味道。

钱伯钧被带进这间房间后，行动组的人把他按在一把铁椅上，然后退了出去，关上了门。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灯泡在他头顶发着惨白的光，把他的影子压成一个黑团投在脚下。他没有四处张望，没有站起来走动，也没有大声喊叫或拍打门板。他安静地坐在铁椅上，两只手平放在桌面上，十指微微张开，像是在等一场早就约好的会面。

汪曼春透过审讯室门上的观察孔看了一眼他的状态，然后退回到走廊里。许鹤鸣已经换了干衣服，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档案夹，里面装着今天质证要用的全部材料。他看起来有些紧张——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即将进入关键阶段的紧绷感。

“汪处长，钱伯钧如果什么都不说怎么办？”许鹤鸣问道。

汪曼春没有直接回答。她靠在走廊的墙壁上，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目光落在走廊另一端那块被雨水淋湿的玻璃窗上。过了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不高但很清晰：“钱伯钧今天早上被南京内政部的人叫走，说明南京那边已经知道特别调查组在查物资调配委员会了。他们想把钱伯钧调走或者藏起来，让我们查不到人。这说明钱伯钧知道的事情比我们预估的还要重要。他知道的东西，要么能帮他自保，要么能让他死得很惨——取决于他把这些东西说给谁听。”

“如果他后面的人有这么大的能量，他是不是更不可能开口了？”

“他的靠山是钱次长，不是山本课长。特别调查组直属特高课，不受南京管辖。钱次长能量再大，也伸不到这栋楼里来。”汪曼春说完，整了整衣领，推开了审讯室的门。

许鹤鸣跟着走了进去，坐到角落里的一把折叠椅上，摊开档案夹，拧开钢笔帽。铁门在身后发出沉闷的一声响，隔绝了走廊里所有的声音。

汪曼春没有坐到钱伯钧对面那把铁椅上。她站在桌边，把手里的四份损耗报告原件依次排在桌面上，一份一份摆好。每份报告上用红笔标注了造假疑点——汽油报告缺油渍，橡胶报告和湿度记录矛盾，西药报告和温度记录矛盾，棉纱报告和防鼠记录矛盾。四份报告一字排开后，她退后一步，让钱伯钧能清楚看到这些纸上每一个红笔标注的位置。

钱伯钧的目光在那些红笔标注上扫了一圈。他的眼皮跳了一下，然后移开了视线。

汪曼春坐下了。她把手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用一种比平时更平稳的语调开了口：“钱科长，今天请你到这里来，是特别调查组需要核实几份损耗报告的真实性。这些报告都是你签发的，每一份报告上的签字和公章都是真的。我现在把报告上的疑点一一点出，你有什么解释可以当面说。你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作为特别调查组的正式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