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到晚上九点，我随着劳家卓提早离席。

三月底，劳家卓和我搬出石澳别墅，我正式搬入他位于浪澄湾的复式公寓。

劳家卓的身体经过治疗和一段时间的康复锻炼，身体表面上已经基本恢复，但心脏的衰败已经不可逆转，只能加倍万分小心地保养。

只是背部旧伤发作时针扎一般的刺痛，依然会在天气阴寒时准时袭来，还有如影随形随着疲劳不时不同程度发作的心悸和心绞痛，仍是我们的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杨宗文和他的主治医师讨论过手术的可能性。

但难度何其大，我们也不敢贸然下决定。

我只能尽量地照顾他。

劳家这几年家业繁盛，但人丁一直不旺，老太太也不愿意再搭飞机来回，据说老爷子身体已一日不如一日，劳家家族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最坏的那个结果，前段时间劳家卓病重，依了他的吩咐，香港这边瞒住了远在大洋彼岸的两老，为了稳定大局，家骏携妻儿沉默地搬回了石澳大屋。

劳家卓正式恢复工作后，劳通集团的高层管理做了一些人事变动，他将张彼德的财务运营接手管理，而后将行政部分部门的权力移交给了大哥。

两个人面上还是冷言相向。

但做事倒是默契起来。

如此这般到了三月底。

南方的春天依然春寒料峭。

暗蓝色真丝帷幔窗帘拉得密密实实，卧房内很暖和，我将脸颊贴近他的下巴，轻轻地蹭了蹭，家卓搂着我的手臂动了动，模糊一句：“映映，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