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直隶，冻土刚化出些潮气，总督府议事厅的窗纸就被春风吹得轻轻晃。胤珩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纸条，是前日从保定府农户手里收到的——纸上用炭笔歪歪扭扭写着“里正多算俺家半亩田，找官说没用”，字迹边缘还沾着泥点，显然是农户藏在怀里带过来的。

“周大人，”胤珩把纸条推到直隶总督周培公面前，语气沉了沉，“核查官再仔细，也有顾不到的角落；《手册》再周全，也堵不住官员的私心。百姓有冤没处说，这改革的根基就不稳。”

周培公捻着胡须，看着纸条上的字，叹了口气：“贝勒爷说得是。前日本官还收到河间府的密报，有里正瞒报亡丁，让现丁替缴赋税，农户去县衙告状，县令却推说‘核查册已定，改不了’。只是……设申诉渠道容易，防官员作弊难啊。”

这正是胤珩要解决的问题。他起身走到墙边，指着挂着的直隶舆图，指尖落在每个县城的标记上：“咱们每县只设一个申诉箱，就放在县衙门口那棵古槐下——那里人来人往，谁都看得见，官员想把箱子挪到院内藏起来，百姓第一个不答应。”

“选址好！”周培公眼睛一亮，又追问，“那箱子谁管？钥匙给谁？别到时候箱子成了摆设，投诉信都被官员扣下来。”

“箱子用厚铁打造，锁芯做双槽，钥匙分两把。”胤珩早就想好了细节，“一把给县核查官，另一把给县学教谕——教谕是文人，不管钱粮赋税，跟地方官员没利益牵扯，最是中立。规定每五日一早，两人一起开箱，就在古槐下当着百姓的面读投诉信，能当场处理的立刻办，处理不了的，必须在三日内给答复，还得把答复贴在县衙门口的告示栏上，让百姓监督。”

周培公听得连连点头：“双钥匙、当众开箱、限时答复，这三招下来，官员想作弊都难！只是……教谕们愿不愿掺和这事？他们平日里只管教书，怕是不想得罪官员。”

“这事我去说。”胤珩笑着道，“前日我见了保定府的教谕张老先生，他说‘文人当为百姓发声’，只要咱们给教谕们‘尚方宝剑’——若有官员敢威胁教谕，直接报总督府，您亲自处置，他们自然敢管。”

商议定了，胤珩立刻让人赶制申诉箱。铁箱做得厚实，高约三尺，宽两尺，正面用红漆写着“民怨申诉箱”五个大字，箱顶开了个仅能塞进信纸的小口，防止有人伸手进去偷信。每县的箱子都由胤珩派去的亲信护送，亲自交到核查官和教谕手里，还特意让衙役在古槐下搭了个简易的棚子，给箱子遮雨。

三月初十，直隶三十个县的申诉箱同时启用。大兴县的古槐下最是热闹——农户们围着铁箱，好奇地探头看，有个老汉犹豫了半天，从怀里掏出张写好的纸条，颤巍巍地塞进箱口，嘴里念叨着“希望能管用”。

三日后，到了开箱的日子。天刚亮，大兴县核查官赵德海就带着教谕王老先生来到古槐下，周围早已围满了百姓。赵德海掏出钥匙，王老先生也从袖中取出另一把，两人一起插进锁芯，“咔嗒”一声，箱子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