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战略情报办公室初步评估：您的文化影响力已超越军事价值。罗斯福总统指示：不惜代价确保您的安全。具体方案正在拟定。”

第四封、第五封、第六封……来自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的华人社团，来自白人进步知识分子团体，来自大学东亚系，甚至来自好莱坞——某制片厂询问《阿甘正传》的电影改编权。

贾玉振一份份看完，整齐码在桌上。然后他起身，走到书架前，从最上层取下何三姐那条补丁围裙，张万财的老花镜，还有冯四爷那把短刀。

他把这些东西放在电报旁边。

围裙的粗布，眼镜的裂纹，刀柄褪色的红绸——和那些印着英文的电报纸，形成一种诡异的对照。

“阿四，”他忽然说，“咱们现在，有多少存款？”

阿四翻开账本：“希望基金账面四十三元七角。中美联合公司那边，洛克菲勒第一笔款子五万美元刚到账，但按协议只能用于设备采购和工资发放。”

“从我的版税里支，”贾玉振说，“买最好的药，送到陆军总医院。许大山，还有那三十六个伤兵——一人一份。再买五十套冬衣，要厚实的。”

“先生，这要不少钱……”

“钱不就是用来花的吗？”贾玉振转身看着窗外，“他们用命护字，我用字换钱，再买药买衣还给他们——这账，得平。”

苏婉清走到他身边，轻声问：“玉振，你怕吗？”

“怕什么？”

“怕……被捧得太高。怕那些赞誉。怕成了符号，就做不回人了。”

贾玉振沉默了很久。晨光移到他脸上，照亮了眼角新添的细纹。

“怕，”他承认，“但更怕的是——如果连我都怕了，那三姐、万财叔、许大山他们的血，就真的白流了。”

他拿起那份非裔社区发来的改编版《我有一个梦想》，手指拂过那些陌生的英文单词。

“你看，”他说，“他们读懂了，又没完全懂。他们把‘中国’换成了‘美国’，把‘日军’换成了‘种族主义者’——但他们读出了那个核：人，该有做梦的权利。”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小主，

“不知道。”贾玉振把电报叠好，收进抽屉，“文字一旦写出来，就不属于作者了。它会自己走路，自己找家，自己在陌生的土地上长出意想不到的果子。”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来：

“我只希望，这果子……别是苦的。”

窗外传来孩童的歌声——是希望食堂的孩子们在学唱《我和我的祖国》。调子还不太准，但唱得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