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远处，长江的汽笛声隆隆传来，像这个古老国度沉重的呼吸。

而在大洋彼岸，一场由一篇报道引发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陈公望的钟声敲响了旧金山十六堂口的紧急会议；鲍威尔牧师的布道稿正在发往全美137个教堂；白宫的幕僚们连夜开会，重新评估“文化战争”在东亚战场的权重。

那些电报上的数字——二十万美元、五十万美元、一百万美元——不仅是钱，是一种滚烫的、疼痛的、跨越重洋的共鸣。

贾玉振站在窗前，抽完了那支烟。

他想：这大概就是文字的重量——它轻飘飘的，只是一张纸上的墨迹。可当千万人用泪、用血、用命去浸透它时，它就重得能压垮一个时代。

而他，还得继续写。

在烟灰缸里摁灭烟蒂时，他看见自己的倒影：一个瘦削的、眼带血丝的、被推到时代浪尖上的写字人。

他对着倒影，轻轻说了句：

“那就……写吧。”

写到大洋彼岸的惊雷，传回这片土地。

写到血与墨，再也分不清彼此。

写到所有做梦的人，都能在阳光下醒来。

而此刻，1944年1月14日的这个清晨，他还不知道：

三天后，旧金山码头上将堆满贴着“捐赠贾玉振先生”标签的物资箱。

五天后，白宫将正式致电重庆，要求“书面保证贾先生的人身安全”。

七天后，他在七星岗的院子，将收到一面由非裔妇女手工缝制的锦旗，上面绣着中英双语：

“梦想无疆界”

但那是后话了。

此刻，他只是在晨光中，铺开了一张新的稿纸。

笔尖悬停，墨将落未落。

而窗外的重庆，正在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