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半,明楼从经济司的办公楼里走出来。明诚已经站在车旁等着了。是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挂着汪伪政府的牌照,车头上插着一面小旗,上面印着“经济司”三个字。这种车在上海的街上跑,巡捕房的人看到了要让路,日本宪兵看到了也不会拦。明楼走到车旁,明诚拉开车门,他弯腰坐进去。明诚关上车门,绕到另一侧,坐进驾驶座。车子发动,驶出经济司的大门,拐上大马路。
车内很安静。明楼坐在后座,手里拿着那份松本太郎签发的物资调配令,眼睛看着窗外。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有拉黄包车的,有挑担子卖菜的,有穿着旗袍逛街的女人,也有穿着西装匆匆走过的男人。这些人看起来和战前没什么两样,但仔细看就能发现不同。每个人走路的速度都比战前快了,眼神也比战前警觉了。经过日本宪兵的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低下头,加快脚步。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的人,都学会了这一套。不看日本人的眼睛,不走在日本人前面,不在日本人面前停留。这是活命的规矩。
明楼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低头看着手里的文件。上面的每一个数字他都记得了。粮食一万两千吨,棉布八千匹,药品三百箱,还有汽油、钢材、橡胶。这些东西如果全部从上海调出去,上海的物价会在一个月内涨到天上去。到时候最先撑不住的,不是那些有钱人,而是靠薪水过日子的公务员、教师、店员,还有那些做小买卖的。这些人一旦活不下去,就会变成不稳定因素。日本人不怕老百姓饿死,他们怕的是不稳定。所以明楼要拿“稳定”这两个字去跟松本太郎谈。这是唯一能让日本人听得进去的理由。
车子开了大约二十分钟,拐进了日本驻军司令部所在的那条街。这条街的两端都有岗哨,路中间拦着铁丝网和沙袋。两个日本兵端着三八式步枪站在岗哨前面,看到别克车开过来,其中一个走上来,伸出手。明诚停下车,摇下车窗,用日语说了几句。日本兵看了一眼车牌,又看了一眼车头上的小旗,退后一步,敬了个礼,挥手放行。
车子开进街区,又开了两百米,到了驻军司令部的大门口。门口站着四个日本兵,门两边堆着沙袋,沙袋后面架着一挺九二式重机枪。明诚把车停在大门外的停车场,和明楼一起下车。一个穿军装的日本副官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看到明楼,走上来鞠了一躬。
“明顾问,松本司令在办公室等您。请跟我来。”
明楼点了点头,跟着副官走进大门。明诚跟在他身后。三个人穿过一个铺着碎石子的院子,走进司令部的主楼。楼里很暗,走廊两侧的墙壁上刷着深绿色的油漆,天花板上吊着几盏灯泡,光线昏黄。走廊里来来往往的都是日本军官,有的夹着文件,有的提着公文包,皮靴踩在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经过明楼身边的时候,他们会看他一眼。眼神里有审视,有不屑,也有好奇。一个中国人能走进日本驻军司令部的最核心区域,在上海并不多见。
副官领着他们上了二楼,走到走廊尽头的一扇门前。门是深棕色的,上面钉着一块铜牌,刻着“司令官室”四个字。副官敲了两下门,里面传来松本太郎的声音。
“进来。”
副官推开门,侧身让明楼和明诚进去。办公室很大,比李士群的办公室至少大一倍。正对面是一扇大窗户,窗帘拉开着,阳光照进来,把整个房间照得很亮。窗户左边靠墙是一排书架,上面摆着日文书和中文书,还有一些卷起来的军事地图。窗户右边挂着一幅巨大的东亚地图,上面插着各种颜色的小旗子。房间正中央是一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松本太郎就坐在桌子后面。
松本太郎五十多岁,头发花白,剪得很短。他穿着一身黄呢军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肩章上缀着两颗金星。他的脸是典型的日本人的脸,颧骨高,眼睛不大,眼角往下耷拉着,看起来像是一直在眯着眼睛看人。但明楼知道,这个人的眼睛一点都不眯。相反,他的目光非常锐利,锐利到能让人在几秒钟之内就感到不自在。
松本太郎看到明楼进来,没有站起来,只是指了指桌子对面的椅子。
“明顾问,请坐。”
明楼走过去,在椅子上坐下。明诚站在他身后。松本太郎看了一眼明诚,没有说什么。在上海的官场里,明楼走到哪里都带着明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松本太郎也习惯了。
“明顾问,你电话里说,对那份物资调配令有问题?”松本太郎开门见山,他的中国话比山本一郎要好得多,几乎没有口音。
明楼把那份文件放在桌上,但没有翻开。他看着松本太郎,直接说:“松本司令,这份调配令,如果按照现在的数量执行,上海的经济会出大问题。”
松本太郎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变化。他靠在椅背上,手指交叉放在腹部,看着明楼。“说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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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楼说:“上个月,经济司已经从上海调出了八千吨粮食、五千匹棉布和两百箱药品给前线。这个月,您要求再调一万两千吨粮食、八千匹棉布和三百箱药品。增长幅度是五成。但上海的物资库存并没有增加。从江苏和安徽调过来的补给,最快也要一个半月之后才能到。这意味着,在这一个半月里,上海要靠着不到正常库存一半的物资,养活三百万人。”
松本太郎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明楼。
明楼继续说:“物资少了,价格就会涨。粮食价格涨一倍,棉布价格涨两倍,这是保守估计。上海的公务员有将近两万人,他们的薪水是固定的。粮价涨一倍,他们的薪水就等于砍了一半。这些人掌握着上海的基层行政,如果他们活不下去了,谁去收税?谁去管户口?谁去维持治安?松本司令,上海是后方。后方的稳定,比前线的几百箱弹药更重要。”
松本太郎听完,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坐直了身子,把交叉的手指松开,放在桌面上。
“明顾问,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但我也要告诉你一件事。前线的情况,比你想象的要糟糕。上个月,我们在湖南打了一场硬仗,伤亡很大。伤兵需要药品,士兵需要吃饭,车辆需要汽油。这些物资,如果不从上海调,从哪里调?”
明楼说:“可以分批调。把一万两千吨粮食分成三批,每个月调四千吨。这样上海的压力会小很多,库存也有时间周转。”
松本太郎摇了摇头。“分批不行。前线等不了。”
明楼说:“那就从江苏和安徽的库存里提前调。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仓库里都有存粮。安徽的芜湖、安庆也有。如果松本司令能下令,让当地的驻军把库存的粮食和棉布优先调到上海,上海就可以先把物资调给前线。这样既不影响前线的补给,也不会把上海压垮。”
松本太郎看着明楼,眼神里多了一点东西。不是欣赏,而是掂量。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背对着明楼,看着窗外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银杏树,叶子已经开始变黄了。他看了大约有半分钟,然后转过身。
“明顾问,你这个办法,我不是没想过。但江苏和安徽的驻军,不会听我的。”
明楼没有说话。他知道松本太郎在说什么。日本在中国的驻军,分为关东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方面军、华南方面军,每一路都有自己的指挥系统,彼此之间并不买账。松本太郎是上海驻军的司令,管不了江苏和安徽的驻军。这是日本军队内部的派系问题,不是松本太郎一个人能解决的。
松本太郎走回桌前,坐下来。“所以,物资只能从上海调。”
明楼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松本司令,如果是这样,那我有两个请求。”
松本太郎说:“你说。”
明楼说:“第一,经济司需要权力,对上海的粮食市场进行限价。不能让粮商趁机哄抬价格。第二,调出去的物资,需要给上海留一个口子。比如一万两千吨粮食,调走一万吨,留两千吨给上海的公务人员做平价粮。这样至少能保证最基层的行政机器还能运转。”
松本太郎想了想。“第一个请求,我可以答应你。经济司有权对粮食限价,如果有人哄抬价格,宪兵队会配合你抓人。第二个请求——”他停顿了一下。“两千吨太多了。一千吨。”
明楼说:“一千五百吨。”
松本太郎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算不算笑。“明顾问,你在跟我讨价还价?”
明楼说:“松本司令,我不是在讨价还价。我是在替您算账。一千吨粮食,分给两万公务人员,每个人五十公斤。五十公斤粮食,一个人吃,省着点能吃三个月。但公务人员不是一个人,他们有家眷。一个人背后至少有三口人。五十公斤分给三口人,只能吃一个多月。一个多月之后怎么办?到时候他们还是活不下去。活不下去了,还是要闹。闹起来,您还是要派宪兵去镇压。镇压需要人力,需要子弹,需要时间。这些成本加起来,比多留五百吨粮食要高得多。”
松本太郎沉默了。他看着明楼,眼神里的掂量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不是欣赏,而是一种谨慎的评估。这个男人,不简单。他不是在求情,也不是在讲大道理,他在算账。把所有的因素都换算成成本,然后告诉松本太郎,哪个方案的成本更低。这种方式,松本太郎很熟悉。在日本军部里,那些参谋本部的精英们就是这么说话的。
“好。”松本太郎终于开口了。“一千五百吨。但有一个条件。”
明楼说:“松本司令请讲。”
松本太郎说:“那批军火的事,你知道了吧。”
明楼的心动了一下。军火的事。梁仲春的军火。松本太郎突然把话题从粮食转到军火上,这个转折太陡了。他不是在闲聊,他是在试探。
明楼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听说了。特高课抓了76号的梁仲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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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太郎说:“不只是梁仲春。山本一郎怀疑76号的副主任郑耀先也参与了。今天早上,山本去了76号,当面问了郑耀先。郑耀先否认了。李士群也替他说话。”
明楼没有说话。他知道松本太郎还有下文。
松本太郎说:“明顾问,你觉得郑耀先这个人,有问题吗?”
明楼看着松本太郎。这个问题很危险。松本太郎是驻军司令,他不直接管特高课,也不直接管76号。他突然问起郑耀先,绝不会是随口一问。他是在摸明楼的态度。明楼是经济司的人,和76号没有直接关系。但明楼在上海的官场里待了这么久,他对76号的人一定有看法。松本太郎要听的,就是这个看法。
明楼想了想,说:“松本司令,我跟郑耀先接触不多。76号和经济司的业务交集很少。但从有限的几次见面来看,这个人做事很稳,话不多,不容易让人看透。至于他有没有问题,我没有证据,不敢乱说。”
松本太郎说:“那你觉得,山本一郎为什么怀疑他?”
明楼说:“山本课长是搞情报的。搞情报的人,怀疑一切是职业习惯。郑耀先是76号的副主任,手里掌握着76号的行动力量。这样的人,山本课长不怀疑他,反而奇怪。”
松本太郎笑了一下。这一次是真的笑了。不是嘴角动一动,而是眼睛里有了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