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走上二楼，走廊里和上次来时一样安静，日光灯在头顶发出细微的电流声。走廊尽头那扇门半开着，门口站着一名穿军便服的日本士官，见到郑耀先便立正敬礼，用生硬的中文说“郑副主任，山本课长在等您”，然后侧身推开了门。

山本的办公室和上次的布置完全一样——宽大的办公桌，桌上一份摊开的文件，一杯没有热气的茶，墙角那盆文竹换成了松柏盆景。但今天办公室里不止山本一个人。山本坐在办公桌后面，左侧靠墙的沙发上坐着两个穿便装的男人。第一个人约莫三十五六岁，戴金边眼镜，面前放着一本摊开的笔记本和一支钢笔，神态拘谨。第二个人坐在沙发另一端，年纪稍长，方脸浓眉，手里夹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香烟，坐姿放松得近乎随意。郑耀先认出他来——特高课反谍二课课长中村秀明。

“郑副主任，请坐。”山本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空椅子，语气比上次见面时更正式，没有了端茶倒水递烟这些环节。“这位是经济司调配科的周科长，这位是我反谍二课的中村课长。今天请三位来，是就闸北查获物资与运输线调配记录的交叉比对结果做一个通报，并就后续联合调查的方向交换意见。”

山本用“联合调查”这个词，郑耀先在脑子里把它圈了起来。山本之前从未提过联合调查，今天第一次抛出这个词，说明他想把特高课、76号和经济司三方绑在一起查这件事。这种三方联合调查的架构一旦成立，特高课就能名正言顺地介入运输线的内部运作，不需要再绕弯子。郑耀先注意到周科长在听到“联合调查”时推了推眼镜，这个下意识的动作暴露了他的不安。而中村始终保持着一种旁观者的冷淡姿态，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山本首先拿起面前的一份文件开始通报。他用平稳的语调念出闸北马记仓库查获物资的编号和品类——日本陆军配给罐头，编号段A-147至A-152，共计六箱七十二个罐头。这批罐头的出厂日期是昭和十八年三月，产地名古屋，调配记录显示十月五号和十月十二号分两批从三号码头进港，经手人周科长，调配去向南京陆军供应站。但南京方面派人核实后回复——该批罐头并未出现在南京供应站的接收记录中。也就是说这批罐头在纸面上离开了三号码头，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到达过南京。

山本念完最后一个字把文件合上，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目光扫过面前的三个人。“问题出在哪里？调配记录显示罐头去了南京，但南京方面从未收到这批货。唯一的可能是，这批罐头在从三号码头到南京的运输途中被人掉了包。而掉包的地点，最大的嫌疑就在上海境内——甚至就在三号码头。”

他把目光落在周科长身上。周科长的脸色在日光灯下白得发青，推眼镜的手微微发抖，声音干涩：“山本课长，这两批罐头的调配是我经手的，调配记录上签字也是我签的。但我发誓——调配单签完之后这批货就进入了运输流程，具体装卸和运输环节不在调配科的管辖范围内。调配科只负责纸面调配，不负责实物运输。”

“问题就在这里。调配科只管纸面，安保口只管仓库，运输环节则外包给了青帮和码头上的运输公司。一批货从进港到出港，经过三个不同部门的管辖权，每个部门都只管自己这一段，中间留出了足够多的缝隙。”山本把文件推到一边，“我今天要讨论的不是缝隙的存在——缝隙在任何体系中都存在。要讨论的是，缝隙是被谁利用的，以及怎么堵上。”

山本话音落下，中村秀明站起身来走到山本办公桌侧面一张小方桌前，展开一张放大的地图铺在桌面上。地图是码头的详细平面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了多处记号。

“反谍二课在码头外围进行了七十二小时的实地观察。”中村的声音不高但吐字清晰，带着一种审讯官特有的冷静，“我们标记了夜间物资流动的三个异常时段，分别是凌晨零点到一点、凌晨两点到三点、凌晨四点到五点。在这三个时段里，防波堤延伸段出现了非正常装卸活动——没有打开装卸灯，作业人员不穿码头工作服，装卸工具不是吊机而是手推车。天亮后防波堤沿线恢复整洁，看不到任何残留痕迹。这说明有人在利用防波堤延伸段进行夜间转运，而且有专人在天亮前清理现场。”

“防波堤延伸段。”山本重复了一遍这个地名，目光转向郑耀先，“郑副主任，你提交的安保漏洞调查方案里，这个区域被列为重点漏洞之一。你对防波堤延伸段的夜间转运情况了解多少？”

郑耀先没有看地图，也没有低头整理思绪。他直接开口，语气平稳：“防波堤延伸段在三号码头以西，原是经济司出资修建的防波护堤设施，不属于码头正常作业区域。运输线开通后，这片区域被划为外围安保第三层，按规定夜间应有固定哨位加流动巡逻。但在实际执行中，行动处在上个月做了哨位缩减，固定哨位从双人值守改为单人值守，流动巡逻从每天四次改为每天两次，夜间时段巡逻被电话查岗替代。这直接导致了防波堤延伸段在夜间出现了监管真空。针对防波堤延伸段夜间转运的具体内容，在上周行动处提交的外围巡查周报中没有任何异常上报记录。报告里写的全是‘无异常’。没有上报异常，不代表真的没有异常——只说明哨位体系已经失去了发现异常的能力。”